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

孙登是孙权之长子,先后被立为王太子和皇太子,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与儒学士大夫人物同声共气, 是一位难得的继嗣人选。但他常想让位于其弟孙和。何以故?究其原因,一是孙登在孙权立皇后问题上,意在养母徐氏,与孙权不合;二是在政治观念上,孙登支持儒学朝臣的改革要求,反对孙权的法术之治,令孙权担忧。幸登早逝,否则难逃被废黜的命运。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

三国时期,孙吴文人关心国事,建言建策,创作了大量反映个人政治主张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大多已经散佚.集中审视现存孙吴子书残文,归纳其政治主张及其文化内质,以及对于孙吴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孙吴政权中的文人心态,以及与这一心态相关的社会意识和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

北宋是一个被称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特殊时期,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本文欲就这一现象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转化之内在联系作一番透视.     

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

北宋是一个被称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特殊时期 ,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 ,本文欲就这一现象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转化之内在联系作一番透视。     

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

在从孙吴立国到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从孙策时期彼此试探并渐渐靠拢,到孙权时期的全面合作及孙权对吴地大姓的一系列打击,再到三嗣主时期彼此之间的面和心背,双方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而陆逊之死也应该放在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大背景下考察。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略论东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

在交通、通讯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 ,士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士人的流动迁移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东吴时期侨寓江东的中土人士对江东地域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侨寓之士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 ,仕宦显赫者或创立典制、或致力教化 ;隐居不仕者则潜心治学 ,收徒传道 ;他们在经、史、子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都留下了足可称道的著述与创作 ;他们还沟通了江东与荆襄、中土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 ,拓展了本土学人的视野 ,提升了他们的学术水准。这为此后江东地域学术文化的进一步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论吴文化的开放气质与和谐精神

在中国文化地图中,地处长三角的吴文化特具一种开放气度,凸显一种和谐精神,此与吴文化生成的历史元素、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吴地文化精神传统有着重要的文化关联,在当下中国“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建构中,研究吴文化的这一特性,探究“长三角经济文化圈”形成的文化秘密,应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文章在中西文化的纵横坐标系中着力搜寻吴文化的“开放”“和谐”因子,以纯文化的思维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吴文化潜在的文化内质,这种学理性的探讨,或许对进一步认知吴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解开“长三角之迷”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学术途径。     

伍光建译著特色及其影响评述

从中国近代翻译出版史的角度,对伍光建译著影响进行介绍、分析与比较,揭示了伍译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节译、突出原著精华、以“信”统摄“达”“雅”、尽力顾及读者接受能力等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评价伍译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元明时期吴地园林兴盛的文化因素

吴地市民商人的附庸风雅和崇尚风雅、移民文化的影响和吴地文人的审美心态及其文化自豪感产生的刺激是元明时期吴地园林活动得以兴盛的三个因素。三者共同促成了吴地园林修建和园林景观、园林活动中文化含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