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钱穆《国学概论》一书"今文"、"古文"观质疑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文问题.理清钱氏的今古文现对我们全面理解他的经学观是必要的.《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文"、"古文"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文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文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文之争者.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①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叶德辉经学立场浅析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在经学内部炽烈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中,湖南学者叶德辉的立场可谓典型。他不赞成强分学术门户的做法,也不赞成汉宋兼采之说,自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其为学重实证而排空虚,斥今文而尊古文,而且对先儒学说也不苟同。他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经学家,所持立场和主张对后人多有启发。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东汉儒学文献的新发展和新气象

［摘要］东汉是儒学文献持续发展时期，由于“今文、古文”从并行到统一，儒学文献也经历了从并驾齐驱到古文统一今文的过程。具体来讲，虽然今文当时是官学，古文是私学，然而今文家多单经传授，成果稀少，古文家则多博学大师，文献丰富。今古文在东汉呈现出从初期的今强古弱，到中期的今古相当，再到末期的古胜今衰，最终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实现了今古文学的统一。东汉时期，儒学史文献、儒家集部文献也呈现出初盛景象。     

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本文基于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根据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学问题略作评析。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人文化育经典常新——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七个议题。(一)关于经学史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的《从〈白虎通义〉有关“孝”的解释看皇权观念在经学研究中的渗透》,以《白虎通义》为出发点,考察了古代孝、皇权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对历来有关《白虎通义》一书性质的说法作了检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天宇教授的《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条列了汉代古文经学大师许慎《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援引今古文经说之例,提出早在郑玄之前许慎即已融合今古文,进而明确…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新民歌运动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的激进化,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对新民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17年文学的研究存在反二元对立、重审现代性、回归历史等三种批评角度,批评的异响本身暗示着17年文学貌似单纯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古学与今学是东汉经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内涵复杂,既指两组不同的经典,也指不同的学派和学统,也涉及不同的治学方法、阐释体系和风格。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学官与民间儒学研究的制度性对立。它们同西汉时期的古文、今文概念有关联,但是不同。     

论卡夫卡作品中性别对立的超越--男性视角与女性意识的和谐共存

卡夫卡是20世纪文学史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家,国内对他的研究进行了二十几年,这些研究多是采用社会学、心理分析的角度。但是从性别视角的介入分析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发现卡夫卡在男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在作品中流露的对男权的否定和对男性主体意识的超越;另外卡夫卡的作品还体现了他尊重、认同女性的女性意识和对两性双向交流的渴望,他的作品因其所具有的这种超越性别对立的包容性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     

两种文学经典的夹缝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

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对某些文学经典的评价的变化,以及塑造出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一个非常突出的境况是,它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一种源于时间差异的传统,另一种源于空间距离的异域,两种不同经典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诉求,而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中国文学在近代以来内部发展的动因。同时还应看到,两种文学经典在作为中国文学引导力量的另一面,则是两种经典本身也是被当下的文学创作和评价体制所规范。透过对于文学经典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学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     

阅读古典著作是创新的基础

从古典的概念出发 ,结合目前外语科研学术界的现状 ,论述古典作品与时代创新的关系。文章指出 ,创新来自古典 ,古典是创新的源泉。离开古典 ,创新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目前外语学科研究者有两大弱势 :一是基础理论功底薄弱 ,有关知识结构不完整 ;二是古典知识后劲不足。没有母语文化的国学基础 ,经史子集 ,无一通达 ;外国语学习中 ,古典著作阅读甚少。这就造成外语科研难以创新的局面。建议 :(1)成立研究古典的学术团体 ;(2 )改变学术期刊厚今薄古的倾向 ,设法创办讨论古典的期刊 ;(3 )作为一种修养和基础 ,倡导师生阅读古典著作 ;(4 )呼唤学界对古典的讨论 ;(5 )呼唤现代研究与古典结合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诂诠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目前仅见王梵志《吾富有钱时》一诗,而前辈解释多有歧见。文章立足于中古文献典籍,结合音韵、方言、汉语造词语法及文字训诂等材料重新解释了该词,从普方古等三个语言平面对词义进行多角度详尽论证,以觅其确诂,揭示语源。众多文献资料充分表明"貌哨"非为"貌魈",无"貌丑"义,应属隋唐之际的口头俗语,本义为相貌不正,词义引申为态度不正,意即看不顺眼,诗中义指(妇儿对吾)态度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