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

“村”的出现是魏晋南朝时期地方结构的一大特色。村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与历史上多元的自然聚落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具体的时代因素。南朝的村形制各异,规模非一,与其来源形式的多元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西域乐舞的南传与陈代诗歌中的胡笳意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南传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南朝时,西域乐舞通过西域各国的直接传播和北朝各国的间接传播,逐渐被南朝人民接受和喜爱,深入到南朝人们的生活中,也影响着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到陈代,边塞乐府诗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边塞诗豪迈雄浑的风格融入到绮靡纤弱的南朝诗风中,在陈代边塞乐府诗中常提及来自西域的乐器胡笳,胡笳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诗中,为南朝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别样的艺术风气。     

制度·兴亡·人物评价: 南朝北朝史论异同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约二百七十年.由于南朝、北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各异,因而南朝北朝的史学发展也大异其趣,而作为这个时期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南北也有所不同.南朝北朝史家就政治制度、皇朝兴亡得失、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所发的史论,南北相较,互见长短.虽然就整体而言,北朝史论在思辨性和深度上逊于南朝,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这对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辞赋三论:观念、分期与艺术特征

梳理汉魏六朝的辞赋观念、历史分期和艺术特征,是该时期辞赋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围绕着辞赋的源流、发展分期、价值功能、文体形式等,当时已形成了一定的辞赋观念。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发展演变,则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元嘉、永明、梁陈七个历史时期,北朝作为一个在空间和政权上与南朝相对立的历史阶段,在辞赋发展史上表现出了相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至于在辞赋的创作倾向上,则显示出了回归诗骚的抒情传统、辨名析理的玄学化以及因为诗赋互渗所表现出的文类新变现象。     

南朝骈文隶事及其深层文化意蕴

作为南朝骈文形式方面的一大重要特征,隶事与对偶、辞藻、声律、句式等共同成就了骈文的形式之美。南朝骈文隶事不仅数量多,而且方式也非常灵活。齐梁以前,隶事总数相对较少,技巧也较为粗浅。齐梁以后,隶事数量大增,技巧也由粗浅走向精湛。南朝骈文隶事既可充实文章内容,提高艺术表现力,又可装饰文章形式,增强审美性,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朝骈文隶事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动因,除尊经崇古的心态使然外,还受重形式的文学审美取向与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     

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

汉、唐两代的太仆,均职掌车马,其职官性质似乎未曾变化,实际上南朝时期的太仆已不再掌车,更重要的是车马的国用与御用分离;北朝时期,虽然形式上一仍汉魏旧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将御用与国用区分开来却迥异于汉魏,这是学习南朝制度的结果。唐代的太仆制度则是前承南朝,体现了汉唐之际太仆制度演变的总趋势——家国分离及南朝化。     

前朝柱石与新朝暗礁:南朝的顾命大臣探析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一直延续着设立顾命大臣的举动,所挑选的均为当朝重臣,用以辅助新君。皇帝临终此举,却给新帝登基后造成了极大隐患。这些先帝朝的股肱大臣,在新朝时却几乎都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限制乃至威胁皇权的行使,由此引起的君臣冲突直接影响了政权的稳定,使新帝的朝政危机重重,甚至导致皇帝的退位乃至身死。顾命大臣成为南朝政治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南朝皇帝频繁更替、建康政权的风云突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朝乐舞诗兴起原因之探微

乐舞诗的创作兴起于南朝,较其他题材的诗歌略晚.南朝时,乐舞诗兴起,萧梁时代出现小规模的创作高峰.乐舞诗在这个时期兴起,是受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即前代的音乐赋、六朝时期的咏物诗和宫体诗的影响以及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乐舞文化的新变而产生的.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程度的强化与基础的脆弱──试论寒人政治下的南朝皇权

南朝,是盛极的门阀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相反,庶族地主依据经济力量而崛起,跃上政治舞台,这是对东晋以来门阀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反动。世家大族干预朝政的局面,在南朝已成为历史,据有统治权的庶族地主,基于世家大族力量的削弱和自身夺取权力的手段的完善,其统治和控制权在程度上大大强化。但庶族地主的崛起,其统治基础──政治势力与经济基础却极为薄弱,朝代递嬗,在南朝短促相继,整个南朝的完全意义上,皇权的不稳定与脆弱,又是其衰微的一面。南朝皇权的这种“两面性”特征在学术界长期被人们漠视,本文拟作探讨,以期有所补遗。…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论明代空疏学风形成和嬗变的原因及影响

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除了与宋明“心学”倡导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治学风气有关,还与明代科举制度的导向及教育制度的缺失相关。它不仅造成学术研究的浮泛和浅薄,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气。明中叶以来求实思潮的兴起,促使学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研究,而且也影响着清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西晋加官制度考述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时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散骑常侍、侍中、给事中等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变化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宣颕《南华经解》对《庄子》的文学接受

清代宣颖所著之《南华经解》不仅深得《庄子》哲学真意,而且对《庄子》进行了颇有特色的文学接受。其文学接受的主要内容有章法分析、技法点拨、风格品鉴、审美体悟四个方面,其特色表现为三点：文学接受侧重文章学角度的解读、文学接受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是一种非自觉地文学接受。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活动最早始于乾隆时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按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临时性祭告和制度性岁祭。官主山川祭祀的出现既是满族统治者本民族信仰在新疆地区的自然表达,又与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祭祀仪式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是清政府意在将新疆纳入王朝统治秩序中去的重要象征。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