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论契约责任外延的宽广化

契约责任除违约责任外,还应当包括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责任、后合同责任及预期违约责任等。本文通过对契约责任的界定、契约化的法制史及比较法考察,阐述契约责任外延宽广化在我国《合同法》中的表现,揭示契约责任外延宽广化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以期能对我国《合同法》的发展完善有所帮助。     

商业承诺的法律问题探析

商业承诺已广泛作为经营者吸引客户,推销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有必要从法理上辩明商业承诺的法律性质,明确商业承诺责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商业承诺是经营者公开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关于商品或服务质量的允诺,是一项加重经营者自身责任的单方行为,而不是要约行为。在商业承诺责任要件中,其核心是经营者违反商业承诺的行为存在,其判断标准应是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力,承担商业承诺责任不以过错为要件,也不以可预见的损失为限制。当然,商业承诺责任也应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企业慈善伦理责任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有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赢得员工对组织的承诺,但研究重点放在了强制性的法律和经济责任上,而很少关注志愿性的慈善和伦理责任,更缺乏中国情境下的实证。本文在对国内300多家企业展开问卷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我国当前情境下,企业伦理比企业慈善更能显著地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赖和工作忠诚,企业履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伦理责任,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价值观和目标的认同,使员工愿意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     

论后契约责任

后契约责任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合同责任制度,我国合同法对此作了简要规定。然而,对于此项制度的理论基础、发展脉络、性质的界定以及具体的构成内容,学术界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在构建新的合同责任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后契约责任制度作一番探讨。     

缔约过失责任论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当代民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确立对维护缔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一制度在我国民法中却是不完善的 ,它的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民法学界也存在着许多争议。本文试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沿革、概念、理论基础、性质、法律效果、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并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受托责任本质论和契约本质论的选择

受托责任反映的是一种产权关系,它存在的条件是明确的托付和受托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契约关系。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支持受托责任论,但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委托人数量的增加,委托代理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晰,受托责任观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契约本质论认为会计是作为企业契约推行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的基本内涵在于强调一个人在追求和保护自身产权权益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同时,应该考虑产权的行使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行政文化、行政伦理与行政责任简

库珀的行政伦理观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行政伦理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在中国现实行政行为中主要涉及政治与行政格局、宏观行为主体内部格局以及行政机构与公民格局。以这三大利益格局为基础,可以解剖出中国行政伦理的责任层面和协调层面,借鉴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和决策能力的责任基础,以及道德品质、组织制度、团体文化与社会期望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要素。     

对诚实守信的几点思考

诚实守信,就是讲信义,重信誉,守信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之间的利益与生存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密切关系需要诚信来维护。根据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诚实现象,应着重从伦理道德、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角度分析入手,探讨诚信做人之本。     

当代西方道德:挑战与出路

西方近代以来的道德观把伦理学理解为限制人们做事情的规条 ,而不是把它掌握为思考人们如何生活的基础 ,因而使人性处处受到困扰。当代道德哲学以激烈抨击康德伦理学为开端 ,展开了重新探寻新道德的努力 ,试图走出实在论时代对人性本质上分裂的形上学设定 ,在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什么是道德的真义、什么是道德的根本形态等问题上做出了新的探索。通过对人性的新诠释 ,提出道德的目标是弘扬生命 ,从而在人的生活展现中、在社会结构的公正设定中、在人的德性完善中 ,重新找到道德的真谛。     

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与政府责任

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根源自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的结果性因素正促使社会运行的风险性不断累加,突发事件的治理必须是、也只能是由政府承担起主要责任。对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的探讨与明晰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方面,风险社会中政府需要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划分;另一方面,相关政府职能的设置与义务的履行不仅体现着现代政府功能应用的科学性,更符合政府社会管理中维护公共秩序、调节阶层矛盾的核心内涵,并彰显和谐社会理念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现状、成因及责任主体

当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化肥、农药和地膜污染;畜禽排泄物污染;农村生活垃圾;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等。根据污染物来源不同,可分为外源性污染与内源性污染两类。内源性污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失效、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分离及责任主体的缺乏等。在治理农村环境问题中,除发挥政府和农户的责任主体作用外,还应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的责任主体的重要平台作用。     

民生保障、民营化与国家责任的变迁

在当下中国,民生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民生保障的内涵远大于社会保障,具有公共性、社会性、普遍性、公平性等特质.民生保障财政资金困境的突破、民生事务的可分解性、"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推动,是促使民生保障民营化的重要动因.民生保障的不同领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制等形式民营化和政府撤资、政府淡出等实质民营化的路径.但是,民生保障民营化绝不意味着国家义务和责任的彻底解除.政府在民生保障民营化后虽不负执行责任,但要担负起"保障责任"与"网罗责任",这一责任变迁体现了公私合作完成公法任务的实质.     

家族涉入、国际化经营与企业环境责任

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已成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了考察家族涉入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关系,利用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数据,依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以中小规模家族企业为主流模式的我国民营企业环境责任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上市公司不同,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涉入对民营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企业在环境责任履行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优势;同时,国际化经营是家族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化经营减弱了家族涉入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负效应。     

行政允诺行为司法适用的检讨

在积极行政观念的政治实践中,行政允诺作为独立案由被纳入到可诉性范畴之中,其司法适用中的种种内容应该成为理论的考察对象.文章以行政允诺的司法适用为基本线索,试图分析行政允诺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司法适用过程中的性质界定、司法裁判基础、司法裁判限度等基本问题,并通过类型化的基本方法为该问题的司法适用提供一般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