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信用经济与政府信用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本文分析了政府信用形成的理论基础,通过政府信用与个人信用、企业信用等的比较,归纳出政府信用的特点,信用经济时代对政府信用提出了两方面要求:其一,政府必须树立自身的信用形象,成为言而有信的政府;其二,政府必须在维护社会信用秩序,培育社会信用环境方面承担应有的责任。     

信用意识与信用体系建设

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着大量失信现象,加大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用文化丧失的结果.大量的经典信用文化和现代信用资料证明,信用文化在提高全民族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改善我国信用状况、建设现代化信用体系上.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简析政府信用理论的结构

政府信用总是贯穿在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及其过程之中。从空间视角,可以探讨政府信用的内在结构,主要包括政治信用、经济信用、文化教育信用、医疗卫生信用、司法信用等;从时间视角,可以探讨政府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信用,主要有信用决策、信用执行、信用监督、失信补救和惩罚机制等内容;此外还可以探讨政府信用的保障机制和措施,主要有依法行政,严格履行政府职能,按流程办事,信息公开等。     

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兼论当前我国信用建设的基本途径

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目前学界许多人在许多情况下把二者等同起来使用,造成了实际上的用伦理信用取代信用伦理或者用信用伦理代替伦理信用的局面,给我国信用问题的研究和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试图在廓清伦理信用与信用伦理概念的基础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其意义,进而提出当前我国信用建设的基本途径。     

关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架构

为适应"信用经济时代"的需要,各国已普遍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我国信用缺失严重,信用状况极其严峻,信用立法近于"真空",亟待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有关社会信用中介体系的设立、信用信息的征集与使用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机制等更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信用问题研究述评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稳压器和助推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制度已趋成熟,我国信用机制正处于建设阶段。信用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信用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自1999年至今,各省市政府响应中央号召,逐渐介入地方信用建设,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信用建设法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是信用建设的主要内容。我国还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信用问题。     

信用沈阳建设及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与国际接轨速度的日益加快,＂信用经济＂这一新兴词语已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2010年沈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全面展开。打造＂信用沈阳＂形象,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于实现沈阳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构建＂和谐沈阳＂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沈阳将完善三大信用主体,全力打造信用政府、信用企业和信用个人制度建设,建设五大信用系统,促进信用沈阳建设的大发展。     

论现代信用文化建设

“信用”一词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把握,问题在于不仅要深化每一个视角的内涵,还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现代信用文化”不仅把信用在道德、经济、法律等意义上的规定包含在自身内,而且使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特点、新的功能。只有把信用提升到文化层次即信用文化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才是对信用的更高层次的理解,也才能培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信用文化,从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建设刍议

政府信用决定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它在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过程中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存在诸多问题,政府信用缺失较为严重。本文列举政府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从政府管理体制层面剖析了存在的原因,并就如何建设政府信用进行了探讨。     

试论政府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可以有效增强交易安全性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应是由信用管理法律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信用信息网络和相应的监督机制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我国建设信用体系的过程中 ,政府应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结合中国国情 ,在制定信用管理法律制度、统一信用评估体系、完善信用信息网络和行使监督职能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反面人物悲剧性探源

反面人物可以成为悲剧人物 ,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 ,是反面人物本身的“善”和“抗争精神”等正面价值因素的凸显 ,为观众同情和惋惜感起了桥梁、铺垫和蓄势作用 ;另一方面 ,是观众对自身的“恶”给予了“正当化”评价 ,从而对反面人物之“恶”给予了同情性理解和接受 ,进而对其遭遇厄运深感同情、怜悯和惋惜     

为了低代价、高质量的发展——《低代价发展论》评介

我国学者对代价问题的专门研究,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长,但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意味着对发展问题的理性反思,意味着对如何进行科学发展问题的关注.     

从小康水平全面小康到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不仅应该是一个富裕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更应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原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从原来的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综合的发展,并借助于持续的制度创新来缩小个体、群体或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让个人或群体的发展潜力得以基本乃至充分地实现.     

营造绿色油城构建和谐社会

同志们: 今天是第34个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为呼应这一主题,我国确定了"人人参与,创建绿色家园"的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实践活动,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家园.     

发展文化产业与构建良性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是多种具有不同价值观的文化相互关联、作用、影响而形成的动态有机系统。在当代中国,构建良性文化生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抵抗外来文化入侵,完善文化生态的多元性,维护多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平衡,推进多种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协助文化与政治、经济领域建立互动关系。然而,也不能放任文化产业完全自由的发展,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需要注意集中处理四种关系,即文化性、政治性与产业性的关系;引进外来文化产业与本土文化产业创新的关系;国家政策管理与市场自由调节的关系以及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等。     

立足于实用主义而非怀疑主义的关联主义

关联主义理应解释为什么下面支持怀疑主义的论证看上去是合理的 :(1)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无躯体的瓮中之脑 ;(2 )如果我知道我有双手 ,那么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无躯体的瓮中之脑 ;(3)因此 ,我不知道我有双手。基斯·德罗斯断言 ,(1)和 (2 )“初看起来是合理的”。然而 ,(1)初看起来是合理的仅仅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隐含的论证 ;它并不是直觉上合理的。德罗斯的论证是建立在对真的敏感性要求的基础上的 ,即如果你知道某事 ,那么如果它是假的 ,你就不会相信它。但敏感性要求自身并非知识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因此 ,它所支持的 (1)以及关联主义所要解释的怀疑主义的论据都不能成立。虽然怀疑主义不是关联主义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但某些实用主义的理由却是。按照某种实用主义的理由 ,知道某件事 ,当所涉及的事情越是利害攸关 ,所要求的证据也就越多。处理怀疑主义最好的办法是批判支持它的论证。关联主义不应该当作满足怀疑主义的手段 ,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实用主义的理由支持关于知识的关联主义     

公民自治:一个百年未尽的话题--读康有为《公民自治篇》(1902年)

20世纪初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 ,撰述了大量政论文章 ,继续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方案。 1 90 2年康有为作《公民自治篇》 ,通过比较中西各国政治制度之异同 ,主张中国建立公民制度 ,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此篇文献 ,是 2 0世纪初年关于公民制度和地方自治问题最为系统而深刻的表述 ,是康有为官制思想和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合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需求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先导意义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解读模式

女性主义是有很大影响的当代社会思潮 ,是孕育创造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一个途径 ,是具有独特性和后现代性的解读模式。以女性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 ,有助于从理论的发生学和根本宗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 ,有助于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 ,有助于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最根本的是要建立“性别”这一审视维度 ,这既是立场、视角、意识自觉 ,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换。     

和谐社会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超越--"建设和谐广东研讨会"综述

2004年11月26日,北国早已雪雨冰封,而南国却仍暖阳如春,爽风似秋,此刻,一场“建设和谐广东研讨会” 在融洽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的讲话首先破题。他说,和谐是人类美好的追求。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广东来说更具紧迫性。建设和谐社会, 是广东加快发展,创造稳定社会环境的迫切要求;是促进广东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广东富裕安康的 迫切要求;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好地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要求。一番话引动了全场有关和谐 社会…     

全球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中国的视角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国际性学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尤其来自指向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文化研究。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者以民族主义的意识来对抗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或者以返回文学本真性策略来阻止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作者认为这些均不足为取,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导致比较文学陷入新的危机。从一个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正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课题,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达到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精神传播到全世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