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闲置劳动力家政服务转换及其从业稳定性研究

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对影响家政企业、家庭雇主和家政工行动策略的关键要素及共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探索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可以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消费需求和实现家政行业正规化的路径。通过系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员工制家政企业通过奖惩设置来调节家政工与家庭雇主不同策略的效用,可有效促进三方共同演化路径向标志行业正规化稳定点收敛。各方理想策略初始占比、收益差、成本差与奖惩是影响共同演化博弈的关键要素,不同要素对系统收敛至稳定点的影响不同。市场化是家政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有提升家政工的职业技能和素养并为其提供就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为杜绝相关补贴政策落实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需建立长效评估和监管机制,并以消费券补贴家庭雇主。     

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立法建议

目前家庭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规就业,家政工人的劳动权益状况堪忧。这主要表现在:家政工的社会保险权利难以保障;家政工的休息权利和加班工资难以保障;职业培训中的问题突出;劳动安全卫生隐患较多;合同保障不足。其背后涉及诸多影响因素,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现有的法律法规未能跟上家庭服务行业发展及家政工人权益保障的需求,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业内三方关系的法律定位不明确。因此,国家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促进和保护家政工人的权利,确认家政工的劳动者地位,制定符合家政工作特点的劳动法律保障制度。可供选择的立法路径有劳动法调整模式、专门法调整模式。     

家政服务职业化遭遇瓶颈的根源及出路

通过实证研究和文献比较,笔者发现家政服务职业化进程遭遇瓶颈.因“员工制”家政工的特殊劳动标准缺位,家政散工不可或缺的权益被忽视.政府财税扶持“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亦未解决家政市场缺工问题.因此,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家政工劳动标准作为劳动法的特别法.基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非歧视原则,顺应立法潮流,扩大雇主范围.下位法提升家政工劳动标准的规定,尽管与上位法不一致但并非抵触.     

快递员工身份认同、工作嵌入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身份认同、工作嵌入和工作绩效入手,对员工身份认同经由工作嵌入进而影响工作绩效的路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选取南京市6家快递公司的一线快递员工为调查研究对象,对回收的150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证实:一线快递员工的身份认同与工作嵌入能够显著预测其工作绩效,工作嵌入在身份认同和工作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组织规范性、增强与员工沟通、制定合理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开展组织与社区活动等方式提高员工的身份认同与工作嵌入水平,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审视和市民化整合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和必经阶段.当前,我国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要转移的数量大,而且转移内涵有待进一步深化,即大部分已“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完成了职业的转换而没有完成身份的转换（市民化）.其成因在于长期的国家赶超战略和基于其上的多元社会整合机制.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要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层次上的审视和转换,完成从赶超战略基础上的多元整合机制向均衡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一元整合机制的转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一元整合路径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整合,实现市民化.     

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

《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的公布为社会工作者职业化提供了机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实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转换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支持型职业化。在这一过程中要对社会工作职业给予合理的定位,以导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政府部门在社会工作职业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工作专业团体和民间组织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健康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社会支持与农村家政工人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实证研究

家庭服务业是农村劳动力有序向城镇转移的重要一环,家政兴农计划推进也是城乡双向循环的转化体现,农村家政工人作为参与主体,其生活满意度既是关乎城镇劳动力输出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县域乡村振兴辨析的基础。本研究综合多个量表对375名家政工人进行了实际调查,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建立中介模型来分析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中家政工人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路径,对乡村振兴建设的制度化领域研究提供相关对策。研究表明,农村家政工人的生活满意度受部分人口学因素干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工作投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支持政策的制定要适度包容低技能服务行业,加强精细化管理,注重民间社会组织力量的协调作用,有效助力政府建立建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系统。     

关于家政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摘要］在一个倡导权利的时代，权利呐喊和权利侵害无处不在，家政工人权利保护乃至她们的体面生存无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通过对家政工主体定位、其与家庭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在家庭服务中的地位的历史变迁与比较法律考察，我国应在家政工权益保护方面加大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这个逐渐职业化的群体能够体面地工作，为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基于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案调查

在组织的生成发展中,精英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相关组织理论中,组织化即组织生成问题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组织生成与精英关系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结合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的乡村精英角色,可以揭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而农民组织也是乡村精英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发挥对村庄影响的重要载体或平台。由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培育乡村精英,通过体制吸纳,赋予乡村精英公共身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实现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种基本路径,对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及劳动就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理论逻辑上看,数字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岗位的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岗位的分化与转移速度加快。同时,数字经济激发了新的创业活力,并催生规模庞大的新业态,大幅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助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并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并重。一方面,要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数据资源市场,激发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要强化数字新业态的社会保障兜底功能,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提高人力资本欠缺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持续稳步推进全体劳动者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身份书写与多元文化互构以彝族女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彝族女作家由于空间的移动呈现出一种文化多样的身份，从中体现出一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并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有着深度认同。她们的创作主要在文化身份的耦合和再生、对边缘群体的观照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三方面进行实践，每个部分都逐步反映其生成的原因和潜在困境。彝族女作家在继承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基础上，将其在流动经验中的边缘观照融合在创作中，并以文化空间的转移为新的探索，从而寻求新的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可能性。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论迈向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

教育社会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范式到诠释/现象学范式、批判/解放范式等多元范式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竞争关系中共存。实践范式的出现为教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整合创造了条件。实践范式是朝向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是从研究探究一步步“落地深耕”到实践的一系列承诺。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秉持“教育实践”的核心立场，通过研究（者）与实践（者）关系的变革，激发实践智慧，实现教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同时，实践范式因其对本土化实践研究的凸显，故而对研究教育社会学本土化路径的实践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旅游仪式论的是非二分——基于流动与固化调和的身份本体论

旅游仪式论是重要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数十年间，旅游者身份本体论的固化与流动不相调和，加深了旅游仪式论的“是非二分”,并隐含“坐实”风险。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根据固化对应的结构导向本体论和流动性对应的过程导向本体论取向，在旅游仪式论范畴内提出固化与流动调和的身份本体论建构路径：以当代仪式判别标准构建身份连续体；以多元身份量变替代身份质变；以生命历程视角考察旅游者终生身份流动；以身份轨迹强化叙事；调和符号互动论与结构主义。经过重构，旅游仪式论在旅游纵向研究范式、旅游长期影响、旅游者生命历程、文旅融合等领域释放应用潜能。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论赵家璧的角色立场与职业身份特征——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为例

赵家璧对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现实考量,体现了其基于规避政治与经济风险的"政治局外人"与"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和基于追求符合商业出版效益的"职业编辑出版人"的身份特征。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赵家璧一方面以一种既可自我保全又可延续自我的有效应对之策,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贯彻了个人的政治态度和编辑理念;另一方面又以其职业身份为立足点,从商业性出版的目的出发与其"左翼取向"的价值理念达成了相互的妥协与契合。赵家璧的编辑实践对今天的启示是,编辑应积极地去适应时代环境,规避不利条件,扩展活动空间,既要注意市场需求,又要体现鲜明的编辑风格与正确的出版价值追求。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新就业形态以互联网平台作为组织方，将分散的灵活就业组织起来，赋予灵活就业新的内涵，并对促进就业创业、拓宽劳动收入渠道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来看，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着诸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保险参与程度低、平台算法存在不合理和监管与参与亟待加强等现实困境。为此，该文提出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规范平台算法规则和推进多元协同治理等具体对策，以期为这一新型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保障落地建言献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路径与制度安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路径在理论界有法定说和自治说两种不同的学说纷争。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方面应当直接通过立法明确，还是交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治原则明确，要回答这个问题，需首先明确成员确定行为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某一个体被确定为某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能否被剥夺或忽视。如果此种利益是不能被剥夺或忽视的，则必须通过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唯有如此，相关主体的利益才能得到切实保护，才不会因为自治或因"多数人的暴政"而被剥夺。反之，则可以将其交由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治原则处理。成员身份的确认与成员确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成员原有身份的核实与认可，只能以事实状态为依据，否则，便可能侵害成员的既得权益；后者是对组织成员的实际构成所作的决定，它既包括对原有成员的确认，也包括对新加入成员的接受。由于行为性质与涉及的利益不同，对两类行为应当区别对待。对前一种行为，只有在具备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实施；对后一种行为，则主要由双方根据自己的预期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为更好地保护成员权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的立法，在路径选择上，应当对成员确定中的成员身份确认和新成员吸收分别作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成员身份的确认，相关立法应当采用法定路径；对于新成员的吸收，则应当采用自治路径。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只能以历史与现实作为基本依据，对此，应当根据法定原则确立以户籍为基本依据的成员身份确认制度，明确依照户籍应当认定的成员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法律或政策对因户籍恢复、调整而应当获得集体成员资格的人员范围进行界定，对应当丧失成员资格的人员进行排除，由此确定集体经济组织原始成员的范围。对集体经济组织新成员的吸收或接受，应当根据自治原则由集体经济组织与申请加入该组织的人员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通过章程对接纳外部成员的条件、程序等问题作出规定，并对外部成员的权利范围进行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子女获得成员身份的权利等不应当由外部成员享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固有成员的合法权益。     

企业多重雇佣关系模式对职业胜任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诱因-贡献模型,通过72名部门主管与241名员工配对数据,研究企业不同雇佣关系模式对员工职业胜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投入不足型,过度投入型和相互投入型雇佣关系模式对内部人身份认知和职业胜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准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模式对内部人身份认知和职业胜任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内部人身份认知在雇佣关系模式和职业胜任力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氛围正向调节了内部人身份认知对职业胜任力的影响。     

社区型合作与小农户组织化——基于村集体组织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案例分析

对于小农户如何组织化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学界多分析利益联结的“公司+小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组织方式,忽视了乡村实践中社区内村集体和小农户多元要素合作的组织形式。基于农业治理的研究视角,本文着重分析山东寿光市A村小农户在村集体的领导下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市场交易、土地整合、公共物品、资金等需求,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社区型合作组织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小农户的多元性需求与社区治理压力、地方行政传导给村集体的创新压力,以及小农户对接“市场-国家”的组织需求成为社区型合作实现的动力机制。它不仅解决了基于经济效率的社会化分工促成产业发展转型升级问题,还兼顾社会公平和聚焦村庄福利的组织制度提升了村集体的治理效能和农民幸福感。依托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社区型合作路径不仅实现了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还能为新时代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