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中国的谱系(下)

三、伦理革命与庶民主义 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体西用"论者来说,宪政只是一种从西洋文明引入的"有用的"制度,其作用是要保卫和保守中国文明之"本体",也就是所谓"保种""保国""保教".进入20世纪之后,原来意义上的"体用说"动摇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保种""保国""保教"的内在涵义,对民主的认识也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在康有为那里,教与学相混,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孔学、孔教异名而同实;严复强调教与学各不相涉,始终侧重对教与学进行区分。这使康有为、严复所讲的教呈现出宽窄之分。康有为将教理解为教化之教,将保教视为保国的不二法门;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康有为大相径庭,认定宗教与科学、自由相悖,反对通过保教来保种、保国的做法。康有为、严复对孔子思想以及孔教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的比较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过渡、裂变中的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也是一种过渡、裂变、转型中的学术。如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艰难跋涉一样，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转型也始终笼罩在与农业文明互为表里的经学的阴影之下。冯友兰把中国传统学术划分为两大时期：从孔子至汉初的淮南子为“子学时代”，从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近来有人则把康有为之后亦即20世纪的学术概括为“后经学时代”②。我们感到这一概括既到位又准确。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时代，而是一个承受了大量经学遗产、经学因子的时…     

身体的隐喻: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

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知识来源主要集中于伊比利亚旅行者、耶稣会定居者和新教国家入华使节三个方面。16—18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旅行者与入华耶稣会士笔下,中国人被当作是欧洲之外所有新发现人种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还高踞过欧洲通过海外探索而构建的世界人种金字塔的顶端。然而,进入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通过殖民扩张而迅速增强自身的力量后,欧洲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认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洲在人种分类上已开始将中国人排挤出文明民族的序列。这一时期欧洲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的演变,与其时欧洲关于欧洲之外人民的态度转变是同步的,并且与欧洲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联系。从16至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变迁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殖民探索与人类学知识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先秦、秦汉史研究

<正>2020—2022,基本对应疫情肆虐的三年。疫情虽极大地影响了线下的交流,但学者也因此沉潜,且新材料公布也并未受多大影响,对此有较大依赖的先秦、秦汉史三年间仍佳作纷呈,在不少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或进展。兹分几个专题略作评介。文明起源专题人种起源方面,有高星的《探索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远古根系》,(1)该文可以说是从古人类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境内人种起源“走出非洲”说的系统回应。作者认为中国境内古人类向现代人演化是一个连续、无缝衔接的过程,自非洲迁徙而来的早期现代人完全替代中国境内古人群的“走出非洲”说并无任何化石证据支持。作者把中国境内不同人群迁徙互动、竞争互鉴,总结为“旧石器时代东方行为模式”,此一理论模型不唯填补了文明起源领域旧石器考古的空白,逻辑上也与其后新石器考古中广为接受的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而是独立探索的一个领域。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     

生态文明视域下公民的生态责任建设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战略构想以来,中央积极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拥护和响应。对于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生态建设方针,实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就是要提升社会公民的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并上升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通过对当下中国公民生态文明建设践行情况的分析,得出我国公民存在着责任认知不足、履责能力不强以及生态行为失序等诸多责任缺失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为此,提出在理念层面、行为层面、立法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等四个维度加强公民生态责任建设,这对于构建生态型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遮蔽到解蔽：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明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多元现代性的话语可能,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但在文化交流中也存在着遮蔽效应,偏见、刻板印象、文化误解等都可能形成传播隔阂。党的二十大再次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深刻阐述,其中新时代的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存,需从理论高度与战略高度予以深刻把握和理解。利用东方文化的“块茎”思维方式,综合哲学、阐释学、传播学等学科方法,给文明互鉴提供一种视角。从“块茎”视角为交流的遮蔽效应提供一种解蔽之道：转变视觉思维之“仰视”为“平视”“散视”。通过解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的一种实践路径,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话语超越。从而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担当,以及谋求文化共存与文明互鉴的中国方案,提供一种学理性阐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焦灼扬弃中的艰难超越——新时期回族作家文学走向浅析

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人们的社会心态,都与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回族当代作家所存在的焦灼心态,也不能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在对其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中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一1907年我国回族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在北京创刊,提出“保国就是保教,爱国即为正身”。次年,留学日木的回族学生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回族刊物《醒回篇》。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性别、文明与种族——论曾广铨翻译哈葛德小说She的文化政治及接受语境

1898年曾广铨在《时务报》上对于She的翻译,是H.R.哈葛德的小说首次登陆中国,其译本展现出从“言情”到“保种”的多重观念意识。曾广铨的翻译活动与中国维新运动的思潮密切相关,其在大胆呈现原著情爱主题和性别观念的同时,基于国家种族竞争的比较视野,将有关中国文明的焦虑以及强国保种意识融入翻译实践中,进而过滤和改写了原文的修辞表达,展现出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政治,最终构成了哈葛德小说在中国初受“冷遇”后又不断受到青睐的接受语境。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城市文学的"上海怀旧"之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界出现了一股“上海怀旧”风潮。承载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化想象的上海,在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形成一种现实关切和未来展望的潮流,强势蔓延的却是一种怀旧主题。而且,这种“上海怀旧”也选择了一种非常狭窄的走向———追忆“旧上海的城市文明”,而缺乏强健有力的精神与信念,流于中庸、琐碎也因此成为“上海怀旧”的一种标签。     

中国近代科技滞后原因解析

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近代科技滞后的原因给予剖析,以便起到抛引玉的作用。一科技结构自身的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实用性和经验性科学作为一种文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现代性的时代开新与系统谋划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质性加以锚定是阐明其创新性的基础，这一把握必然转换为对其与既有文明形态关联的考察。当然，这种思考与把握不能仅仅是对文明质料或思维层面的单一厘定，必须深入到现代文明的内在规定，即最为本质的现代性高度进行。在这一层面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实现的对现代文明的新探索，旨在开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具体而言，这种开新实现了作为现代性具象的现代文明在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格局上的变革，以实现人民利益代替了论证存在合理化，崇尚劳动取代了资本至上，“五大文明”综合建构接替了器物层面单兵突进，合作共赢格局替换了零和博弈思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然要以中国现代性建构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展现出人类文明经由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其核心在于：突出“现代文明是人的文明”的价值理念，实现劳动驾驭资本的动力重塑，巩固“五大文明”整体协同的总体布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格局。     

论市场文明

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开启了人类的一个重要文明进程。市场文明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文明,而是一种包括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整体文明。它使社会走向公开、公平、公正,使个人得以自主、自由发展。作为一种整体文明,市场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越来越是国家整体文明水平的竞争。     

摒弃中国古文明研究中的两种误解

判断文明起源的物化标志,可以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也可以是其它,应当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民族而定。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要从时间上消除“上古无史论”的误解,充分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性,而且还应从空间上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的偏见,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多源并起、广阔发展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