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能无讼？

古人云：‘‘争罪日狱，争财日讼。”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无讼”，“无讼”的前提是“无争”。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争财之事，都会有纠纷与诉讼。为了达到“无讼”的理想境地，古人采用的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方式。以期通过教化而去“私”，强调义务，压制权利，从而使民无争。     

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经考察,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为先秦流行语,相关言论于先秦传世文献中十一见,涉及墨、道、杂三家。进言之,此流行语源于墨子,十一篇文献《墨子》占其七,且意蕴丰富,例证多样,涵括道、杂二家及《语丛四》之范围。     

数术方技之学与古代思想世界的认识——从文献的宏观分析着眼

我国古代思想的起源、形成与演变的路径颇为繁杂,人们不能以后有的思维结构去剪切古人的思想,而应根据对各种出土的教术方技文献或遗物的鉴别分析,结合传世文献,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予以阐释重建,勾勒出古人“生活中的思想”.     

《周易》中的讼卦与中国传统讼观念

《周易》与中国法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与联系,讼卦更是研究中国传统讼观念的独特视角。通过讼卦研究讼的产生,讼的影响以及应对讼的方法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讼文化的理解。导致诉讼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经济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心理影响;讼卦认为讼行为总体上是"终凶"的,"不亲"的;具体而言,讼是无德的表现,讼能够引发社会的纷争,以下犯上之讼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及时终止诉讼也可能带来吉祥,而讼卦中还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清官情结。应对讼时,一方面要怀着警惕,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强调君子要积极进行准备以讼对讼的发生。总之,对讼卦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审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讼观念。     

《艳云亭》传奇全本文献考论

作为明清舞台上的演出经典剧目,朱佐朝的《艳云亭》传奇有多种抄本传世,而这些抄本之间的关系,学界迄今未予厘清。经考察发现,此剧现存至少有六种手抄全本文献,可归为梨园演出本及曲家改订本两类,其中梨园演出本又包括“三十三出本”及“三十四出本”,曲家改订本则有“饮流斋本”及“古吴莲勺庐”过录本。梨园演出本无论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在剧作的构思结撰、戏曲语言等方面,都是极为经典的“场上之曲”;而“饮流斋本”则从关目及曲词等方面,对梨园演出本做了大量改订,使之在艺术上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反映了曲学家许之衡的治曲趣味及曲学观念。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谈"天"与中国古人的神学观

“天”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哲学及神学概念,在传世典籍里屡见不鲜,但此概念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甲金文时代。本文结合甲金文和传世典籍的相关材料,对我国古人对“天”这一观念的演变作一些初步的梳理,从而探讨一下古人的神学观。     

“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

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文献《遂公盨》《叔夷钟》互证显现，“禹画九州”的传说自西周时代即已流行，而早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成熟观念。“州”本义为水中小丘，“九州”本义极言其多，从西周到战国，“禹画九州”传说经历了“州”的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九”成为实指；禹平水土的足迹被一层层铺陈演绎地流变。流变是随着禹之子孙的迁徙流动，后人将自己生活空间拓展和地理知识提升的结果一层层附会至禹的身上造成的。     

《广雅·释诂》词义研究的系统视角

《广雅.释诂》以前代文献材料为基础,通过语词间纵横交错的意义关系,在“宏观词义系统”中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了“微观词义”。了解其词义研究模式,对科学认识古代“雅书”的价值,发掘整理古人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丰富现代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理论内容都有重要意义。     

神话：“幻想”与“谜语”

根据“上古图文”与“传世文献”之二重证据体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古神话并非古人“幻想”之产物，而是先民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上古“飞碟时代”之描述。先民没有与“飞碟时代”对应的“科技观念”和“科技语言”，他们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之所作出的理解和描述，就形成了以比喻、形似、隐喻、暗示等“谜语”形式说出的上古“神话史”。所以“飞碟观念”正是破解中国上古“神话—谜语”的金钥匙。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鲁迅的“看客”情结探源

以＂立人＂为指向,反复再现＂看客＂影像,展示老中国人间世相和国人生存状态——贯穿于鲁迅一生创作的全过程,凝成了鲁迅一生挥之不去的＂看客＂情结。这种情结,与鲁迅青少年时期独异、坎坷、苦楚、悲凉的生命感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痛彻反省以及梁启超、尼采等中外先哲的思想启迪息息相关。     

论德国宪法学中的“客观价值秩序”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是德国当代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以德国基本法中“人性尊严”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原则为基础，拓展了基本权利的功能；同时将人民主权等原则转化为国家机构的具体义务；并且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有机联系起来。该理论是战后德国宪法学在价值领域的重要理论：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受到批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既要防范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私领域，同时又促使国家履行其作为义务。     

作为执政思想的“以民为本”

考察中国＂以民为本＂执政思想的发展脉络。将其划分为被动天命观、基于主动天命观的民本执政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民本执政思想等3个历史阶段。通过基于主动天命观的出现解析了民本执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通过＂天命-民本＂的矛盾运动,解析了基于主动天命观的民本执政思想的没落;通过中国共产党民本执政探索的4个阶段分析,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民本执政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民本执政思想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植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植根于代表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工人阶级立场,植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意志的断言。     

张三丰宝鸡行迹考

张三丰是元末明初著名道士，明清史籍中对其多有谈及，然此人行迹却扑朔迷离。以金台观所藏明代碑石“张三丰遗跻记”为中心，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对张三丰与宝鸡之关系给予梳理和考订，对张三丰与柘城张氏家族几代人之交往，以及其籍贯、师承等悬而未决诸问题进行考察，以碑石、文献等原始材料为线索，以期澄清误解、还原历史真相。     

试论墨子“兴利除害”的民生思想

墨子民生思想的核心是＂为万民兴利除害＂,他力图匡正社会积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中,＂兼爱＂、＂尚贤＂、＂尚同＂等主张属于为民兴利,而＂非攻＂、＂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属于为民除害。墨子的民生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改善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母题探析

＂支嘎阿鲁＂史诗,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等,并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这些母题充分说明了＂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史诗特性,也反映了彝族民间文学与世界英雄史诗的可交流性。对跨省传承的＂支嘎阿鲁＂史诗母题进行研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揭示彝族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     

“名学”与“语言符号”观

文献表明,对于索绪尔及其语言理论的研究,或侧重于对其语言符号系统理论理的解读,或侧重于其语言思想的哲学渊源,将其与其它理论进行对比的研究并不多见。从对比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理论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名学"入手,进一步研究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     

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风起云涌之际,人们日益发觉,许多传统的民间活动都已“旧貌抉新颜”,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它们正从一种传统的“仪式”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问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本文通过对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评述,以期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     

《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盖尔·戈德温的短篇小说《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因不满于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试图逃避丈夫和孩子。然而,由于习惯于这一特定的性别角色,她发现自己已无法胜任其他的角色。她陷入忧郁,最终自杀身亡。然而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