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栋良知思想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他与王艮一样，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他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

从实践论的角度,对致良知学说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与致良知.王阳明到晚年才提出致良知说,被他的门人奉为晚年的亲切教训,致良知的提出标明阳明心学已完全成熟,臻于化境.     

论阳明心学的人格理想

成人之道即如何培养理想人格一直是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通过对王阳明良知说及致良知说的逻辑考察，从本体、工夫及境界诸方面阐述了阳明心学的人格理想：王阳明以内在于个体的天赋良知为圣人气象的内在根据，而致良知即理想人格的培养既是个为圣之学，也是一个＂成己＂的过程，从而注意到德性培养中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上，阳明站在儒家＂有我＂的立场上充分吸收了佛老＂无我＂的生存智慧，并进一步将＂自得＂规定为有无合一的人格理想境界之心理特征．     

王阳明心学的再认识

明代王阳明心学,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论的典型。从王阳明心学的深层涵义来看,王阳明心学在主要意义上是价值论哲学,与通常所理解的主观唯心论并不相同。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诠释王阳明心学,则从根本上偏离了王阳明心学的实际,并不恰当。     

李贽教育哲学思想初探

李贽(1527—1602)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反映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要求。其思想深受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良知”人人皆有,“满街人都是圣人”等思想在李贽的思想中均有反映。他还继承并发扬了泰州学派关于“道”的思想。泰州学派来源于“农工商贾”,活动于“佣夫厮养”之间,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平日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是道。他抨击宋明理学是“假道学”,道学先生是“口谈道德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试论圣西门的哲学思想

分析了圣西门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研究了圣西门的辩证法思想,阐述了圣西门"一切观念都来自人的感觉"的认识论,同时也分析了圣西门哲学思想中夹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     

柏拉图理想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政治思想是以伦理学和理性为基础的 ,尤其是以他的理念论为基础 ,其意义深远。但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 ,柏拉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做了一些修正 ,因此形成了早期与晚期的政治思想的不同     

30年代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历史与现实交汇点中的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代表了３０ 年代前期田园浪漫主义的成就。他综合了乡土小说和创造社、新月社一些作家的艺术特点,又横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形成了他自己优美抒情的田园牧歌风格。从他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发展演变轨迹、各种风格的彼此消长及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他与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可以探究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命运和历史地位     

寻找精神家园——论张炜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又一次面临危机,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而始终坚持精英立场的张炜在几部长篇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执着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物。《家族》与《柏慧》中的"我"始终固守着最后的精神伊甸园,在抗争中坚持的是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在商海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精神朝圣之旅。这些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他们的存在也昭示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液之中。     

论郭象哲学思想的扬弃问题

郭象以“独化玄冥”为命题建构了庞杂的唯心主义体系 ,作为魏晋时期的特殊哲学家 ,他的唯心主义杂质及错误的社会观应予摈弃 ,而其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必须肯定。郭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范围、观念与标准——麦卡拉对安克斯密特叙事实体理论的全面质疑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其《叙事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叙事实体理论,其观点激进,学界对此褒贬不一,麦卡拉是最严厉的批评者。麦卡拉挑战叙事实体理论的适用范围,认为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撰述;质疑叙事观念论的合法性,认为它不足以支撑叙事实体;拷问衡量历史叙事优劣的标准,提出了相关性和可理解性作为客观性的重要补充。     

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

韩愈被贬潮州,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这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手段.韩愈的心性有凡庸卑琐的一面,也有阔大高昂的一面.他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但他的心态和品格却因感性的充盈而显得更为真实.     

浅析叶兆言“先锋小说”对理想精神的解构

叶兆言早期作品由于执着于对理想精神的解构和"零度情感"的介入通常被划入"先锋小说"一类。在文学观念上,叶兆言放弃了对宏大叙事和传统历史本真的追寻,颠覆了习惯上小说社会意义的表达和历史真实观的反映,其散乱、破碎、戏谑、反讽、平面化的叙述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虽然叶兆言先锋小说放逐了小说意义的表达,但他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大胆探索,为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向度。毫无疑问,叶兆言综合运用多种叙事技巧,把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精华融入了本民族特色的内容之中,将读者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虚构世界。     

现实与浪漫,肯定与否定——论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观

康拉德后期小说集中在主人公与女性的关系上,这是有意的选择,并非无意的转变。他着力描写的是女性定型人物。小说强调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人的超验抱负,他既肯定又否定。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兼而有之。     

马克思个体自由思想的演进轨迹及成因窥透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他的思想却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追踪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可以发现作为马克思思想支流的个体自由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个体自由思想得以生成、延续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