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动作散论

观众走进剧场,自然是为了看戏。何谓“戏”？近代学界巨掌王国维先生早先的定义是：“谓台歌舞演故事也”（《戏曲考原》）。在后来的《宋元戏曲考》中,他又对此作了修正。他认为,“戏剧”至少有这样三类：一类是“古剧”,即“宋金以前杂剧院本”;另一类是“今日流传之古剧”,即他所能见到剧本的古剧（主要指金元杂剧）;再一类是“后代之戏剧”,即他所处时代流行的戏剧艺术,亦即当代戏曲。请注意该书中这样一段文字：后代之戏剧,必会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显然,从“谓台歌舞…     

关于“戏曲”定名问题的新发现

张庚在大百科全书和叶长海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都认为,“戏曲”定名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戏曲一词更能体现中国戏剧文学的高度综合性特征”,这是“从近代王国维开始”的,从此戏曲这一名词获得了新的概念,并逐渐被普遍接受。从现代和当代学者的一些权威性著作,例如卢前的     

从三种版本的《西厢记》看中国戏剧意识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经典名剧《西厢记》从古到今,出现了诸多版本。“董西厢”是第一部彻底改变《会真记》主题命运的文学作品,“王西厢”则将“西厢”故事推上古代文学艺术巅峰,而“石西厢”的成功在于继承和发扬了董、王《西厢记》具有的、而我国戏曲史上较少自觉到的戏剧意识,完善了我国戏曲从抒情诗向现代戏剧的转变。从《会真记》到“董西厢”到“王西厢”再到“石西厢”的发展演变过程,是“西厢”故事从传奇逐步过渡到戏曲的过程,是我国戏曲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我国戏曲文学的戏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被唤醒的过程。     

《九歌》戏剧因素探析

关于《九歌》与戏剧关系的研究，从三十年代闻一多先生《（九歌）歌舞古剧悬解》起，后继纷纭。赞同者不乏其人①，反对者亦是有之。②然而由于对戏剧发展的阶段不很确定，故难形成令人信服之说。其间也有人谈到《九歌》中的戏剧因素，③却又一笔带过，不甚全面。所以，我们只有对戏剧形成之历史作新的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九歌》中的戏剧因素。 中国古典戏剧的最早形成时期，我们主张赵逵夫先生的西汉末年说，以《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为根据卢这是说：一、汉代已有完整的戏剧脚本；二、《公莫舞》为…     

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     

中国古典悲剧论

中国悲剧理论的诞生,理应是在有了悲剧这种文学样式之后.宋元时期,中国戏剧产生并兴盛了起来,中国悲剧也随之产生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只是人们还没有明确地以“悲剧”一词冠之.“悲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引进的.但并不能就此说,此前中国的古代就没有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乾隆58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曾与乾隆一起观看戏剧演出.他在他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说:“戏场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马嘎尔尼用tragedy一词,明确指出中国戏剧中是存在着悲剧的,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悲剧是符合当时一个普通西方人的悲剧观念的.中国悲剧发展到清代是承继了前代悲剧的传统的.面对这一文学形式的存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只是他们对悲剧常冠以“怨谱”、“苦戏”、“哀弦”等名称,而且也没能形成蔚为大观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悲剧理论体系.我们只是在他们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中窥见星星点点.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试论中国杂技艺术的源流(三)

六、元明杂技与戏剧的结合中国戏剧的产生,从汉代角抵戏的《东海黄公》开始,经过三国时代的《辽东妖妇》、《踏摇娘》,唐代的《参军戏》,发展到北宋时代的《目莲救母》一类杂剧,基本具备了后世戏剧所应具备的规模。关于东京《目莲救母》杂剧的演出情况,在《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只有简短记载:“抅肆乐人,自过     

中国话剧文体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郑振铎受新研究方法的启示，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对文体研究提出如下想法：“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每一种文体之研究的著作”，并举例说：“关于戏曲，至少要有一部《戏剧史》，一部《戏剧概论》，一部《演剧史》，一部《中国舞台之构造与观众》，一部《戏曲及其作者》，一部《传奇的研究》，一部《皮黄戏之沿革与歌者》，一部《昆曲兴衰史》，一部《脸谱及衣饰之变迁》等等。”［１］一个世纪过去，他的设想仍未过时，而当时还未进入他“文体研究”视野的话剧，现已百岁，对照他的设想，我们做了什么？实…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和合”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注意汉代思想史。考察汉代社会意识,可以看到,“和合”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愿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合”的理念也有深入的渗透。早期道家文献如《太平经》中有关“和合”的论述,对于“和合”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先秦至唐代"戏剧"与"戏曲小戏"剧目考述

"戏剧"戏曲"戏曲小戏"是有区别的,形成背景也不一样.先秦的戏剧剧目有三个,戏曲小戏剧目有一个.两汉魏晋南北朝有八个戏剧剧目,三个戏曲小戏剧目.唐代有八个戏剧剧目,三个戏曲小戏剧目;另又以<唐戏弄>所述为基础,考得唐代戏曲三种,戏曲小戏四种.本文举例作了考证阐述.     

与包公有关的戏曲传说

戏曲传说是民间传说的一类,根据《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的解释,这一类传说是“指有关各民族、各地方戏剧、曲艺的传说。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戏种、曲种来历的传说。（二）戏曲创始人和对戏曲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者的传说。（三）戏曲作品的传说。（四）戏曲脸谱、服饰、道具、乐器、角色等的传说。（五）演员、乐师的传说。（六）有关戏曲的习俗传说。”①由于包公戏十分盛行,因此各地也有一些与包公有关的戏曲传说,主要与包公的脸谱有关。什么是脸谱呢？包公的脸谱又有什么特色？根据齐如山先生的说法,脸谱可能是起源于演员的化…     

浅析李渔的戏曲结构论

从北齐的歌舞戏,唐代的参军戏、傀儡戏,到元、宋杂剧,明传奇,古典戏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元代的钟嗣成的《录鬼簿》开始为元杂剧家立传,讲求剧作的关目、词章、音律、提倡新奇,为后世戏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之后,相继出现了许多戏曲方面的著作,明徐渭的《南词叙录》批判了从《香囊记》以来“以时文为南曲”的倾向,要求戏曲能“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臧懋循在《元曲选后序》中推崇“随所妆演,无不拟摹曲尽”的“行家”,认为“出入乐府,文采焕然”的“名家”不足贵。王骥德的《曲律》不仅在音律、作家作品等方面提出宝贵论点,而且较系统地论述了戏曲创作的各个方面,如“本色当行论”;同时李贽的“化工说”、汤显祖的“言情说”也多结合作品、人物、关目、曲白。清代关于戏曲理论的著作也很多,然而多集中在韵律、词藻、本事考证等方面。真正对戏曲进行全新改革的是我国古典戏曲理论和戏曲美学的集大成者李渔,他禀承公安、竞陵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遗风,好为率真之言,以“不佞半世操触,不攘他人一字”的独立性格而自负,将倚声填词的小道,一变而为市民社会心爱之物,成为明末清初剧坛领袖,他的《闲情偶寄》称得上是戏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曲专著,特别是他的结构论,已考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吴梅的戏剧美学思想

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崖,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他藏曲极丰,著述甚夥,在短短的一生中,不仅校刻过《奢摩他室曲丛》,创作了《风洞山》、《血花霏》、《轩亭秋》、《湘真阁》等传奇、杂剧十余种;而且撰写有《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曲谱》、《元剧研究A、B、C》等戏剧论著。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并提出了“意境”说,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元代戏剧的一些审美特征,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歧路灯》中的庙戏及其他

生活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李绿园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歧路灯》描述的生活范围非常广泛,而其中有关戏曲的一些记载,则被认为是研究清初戏曲的珍贵史料。对此,不少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大多侧重于地方戏和戏剧团体的经营等方面,近读《歧路灯》,发现其庙戏以及其他与宗教演剧情况有关的材料亦非常丰富,且值得重视。 一、关于庙戏 庙戏是在宗教祭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也是一种带有祭祀娱神性质的宗教戏剧。《歧路灯》多次写到庙戏演出,如第四回:“王氏道:俺曲米街东头巫家,有个好闺女,他舅对我说,那遭山陕庙看戏,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只显得巫家闺女人材出众,”第四十回:“即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