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视域下的身体政治批评——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浅析

在20世纪末的批评话语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话语犀利而独具一格。本文通过对身体的阐释,进而从政治的身体,身体的批评,身体、政治与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话语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旨在解放人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思考。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后现代话语掩盖下的现实关怀——王蒙小说《青狐》寓意浅探

长篇小说《青狐》的深层寓意,主要是对80年代“极左政治思想回潮”与体制改革滞后的批判。王蒙把一个有关社会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的题材,巧妙地用“青狐”的恋爱与成名的故事作为包装,使之转换成以“边缘化叙事”的面目出现。这部小说,不仅是王蒙晚年小说艺术更臻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话语与后现代主义话语互相磨合而产生新变的一种迹象。     

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深化与分化

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叙述由于战争的影响从战争初始阶段的隐匿逐步转向积极干预现实,这种呈现的方式的转换既承续“五四”关于人性话语问题讨论的精髓,又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为深广的延展。同时,由于政治力量条块式的存在,对战争的体验与经验使得对于战争初期统一文学制式的认识逐步消解,文学有了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服膺或是反抗而产生的对于人性问题关注的不同,进而呈现出的分化状态。     

“性别操演”中的身体问题

把“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操演”误作“表演”,在于预置了一个自为的、自然的身体观。相反,“操演”体现的是建构的身体观,“操演”不是作为行为者的身体的自主择装,而是性别霸权话语在话语“再意指”中的重复性规训,其效应体现为与规范话语相符合的一系列身体风格。与建构的身体观相应,并不存在一个前话语的自然式身体,但巴特勒赋予“性别操演”中所具有的建构的能动性问题使其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身体的物质性议题,即建构的能动性不在于德里达式“再意指”中的必然“变异”,而在于被否定同时又被保留在身体中的欲望的回返冲动;这一对欲望身体的援引,构成了巴特勒对自然身体观的悬置态度的再否定。由此,有关“性别操演”的诸多争议又以另一种形式延递到巴特勒对身体的解释中,这促使我们应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及与此相关的“活现的身体”观的含义。     

底层弱者的“武器”：个体表演、例外话语和身体暴力

相较印度及东南亚,中国底层政治有其在地化特色,即主要依赖个体表演、例外话语和身体暴力作为弱者的“武器”：采用个体表演的公开极化形式而非社群的集体抗争或者个体的隐藏文本;例外话语用来指认逍遥法外的他者而不非寻求对自我的法外开恩;身体暴力是弱者暴力和自我暴力而非强者暴力和他者暴力。     

“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自省话语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围绕“人性”展开的。但由于社会背景、政治局势和文学语境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种围绕“人性”的自省话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色:十七年文学主要自省人性与政治性、革命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自省的是人性在非常政治境遇中的扭曲、异化和负面爆发;后新时期文学自省的主要是作为人性极端化形式的欲望与知识分子精神的背离,以及欲望造成的生存困境。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传统“事学话语”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事学话语”的蜕变,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事学话语”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使得“新小说”成为了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考古发现与韶乐研究

《韶乐》是一部歌颂、宣传舜帝九功之仁德，集诗、乐、舞为一体的尽善尽美的乐舞。《韶乐》经历了4000多年的延绵史，韶乐神秘，韶乐奇妙，是“华夏第一乐章”。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乐器、文献的复原、研究，让我们对韶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启示：《英雄》及其文本

《英雄》及其文本给人们的启示可归为两点:一是在运营创意方面实现了有效的资金运转,开发了更具回收潜力的海外市场,以主流片提高了上座率并注重世界性标准;二是在文本翻新拓展方面,实现了技术性与人文性、思想性与娱乐性、立意与叙事、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统一。     

转型焦虑的新维度：英国“两种文化”之辩再探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社会的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不绝于耳。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简单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文化观念的不同,折射出二战后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科学主义、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     

时代的悲歌 女人的悲剧——论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

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史诗巨著《白鹿原》经过导演王全安的改编被搬上了荧幕。电影《白鹿原》成功表现了陕西关中地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厚重的人文意蕴。但在大量压缩原著情节,改变原著叙事结构,删减原著主要人物,把次要人物变为主要人物,对细节进行移植改造,有效强化了电影情节性、可看性的同时,弱化了原著的时代性,电影的主题表现——时代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削弱了原著的精神意义和思想价值。     

王维“闲适”的生命精神与诗歌旨趣

“闲”是王维诗意存在的外在形式,更是他人性深处的精神表征,是其身心一无挂碍的绝对自由的表征。王维往往以全身远祸的机智,以摆脱物累心役的超然,积极顺乎自然而寻求当下精神自由的享受,以自由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功业之“重”,把庄子的美学境界变成具有更广泛实践意义的人生行为。这种以庄、禅为心灵本体的生命精神,这种以“闲”的方式享受当下的愉悦闲心,一旦遭遇山水外物时,其观照中之山水则常常被其闲适的心灵之光所烛亮,是物皆著“闲”色,皆作“闲”态,皆具“闲”情,表现出“闲”之享受所赋予的福祉的超逸。     

论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的整合,旨在解放人、促进人的发展。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之间的逻辑关联,使两者的整合成为可能。建设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教育者队伍,创新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模式,设置"科技与人文相统一"的评价标准,是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整合的现实途径。     

《红岩》中称谓的意义

《红岩》中的称谓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保护性“策略”,业缘关系的“同志”称谓具有支配地位,血缘关系称谓则被严重边缘化;这种称谓结构实质上也是新时期语境下的重建。对其称谓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解读,可以反映出该作品的时代、社会特征及其被“建构”的意义。     

《周易》政治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周易》不仅是穷神知化的哲理之学,而且是经邦济世、崇德广业、长治久安的政治管理学。易学的政治管理思想不仅是前此的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而且对后世的治国实践、政治管理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经纶为中心理念,《周易》提出了政治管理的七大原则,覆盖政治管理等诸多方面,于政治管理者提高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完美性”陷阱—一个“正确理解利益原则”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素养方面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有效性较差的实际问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严重的是把禁绝个人利益的“完美性”诉求作为具体的、现实的标准。实际上，利益作为每一个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被完全禁绝的。因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追求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该原则进行规制，倡导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有限自利”与“完美理想”相结合的“正确理解利益原则”。     

论《东方》杂志的文献价值

《东方》杂志是中国自有杂志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种，在近代中国期刊出版界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出版期刊方面，它像一本“杂志的杂志”，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在政治倾向上有联络东亚，反对西方的演变轨迹；在思想文化领域，不仅留下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而且在“新学”与“旧学”之争及随后东西文化大论战中，亦有身与其中和思想引导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