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三部未完成的小说

鲁迅曾酝酿过三部小说,一是历史小说,《杨贵妃》,一是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一是描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这三部作品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但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在全面认识鲁迅及其小说创作上,却有着有可替代的价值。 《杨贵妃》构思较早,大约在鲁迅小说创作进入第一个高潮的前后。为写好这部作品,1923年鲁迅曾购买《唐土名胜图会》六册,《长安志》五册,并作了大量有关考证研究。为获得更多感性知识,1924年7月还亲赴长安(西安)实地考察。1934年1月11日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曾说起这件事:“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此外还曾多次向友人谈及此事。郁达夫说:“朋友的L先生(即鲁迅,笔者注),从前老和我谈及,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漫谈赵树理的小说《福贵》

赵树理说过,他写小说总是有感而发的。“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遭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①“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②同样的理由,赵树理写了《福贵》。福贵是一个被旧社会逼的流入下层社会的所谓“下等人”,不但地主阶级歧视他,而且连村里人也都说“他是一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赵树理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是:“那时,我们有     

“平实见峥嵘、简朴存风韵”之法:诗的渗透

鲁迅的小说充盈着诗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写小说的时期,是他生活中的早期或前期,……他的诗人的、或抒情的一面,适度融合于为进化论的人道主义所支持的尖锐讽刺里,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世界。”(《鲁迅的小说》)唐弢则认为:“从作品存在的普通特征考察起来,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另一独特的内容,是它的抒情性,凝炼通达,酣畅舒展,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方面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众多的论述对于“融合”的范围、程度等虽有不同认识,但认为“抒情”乃是这种“融合”的标志,庶几相近。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论鲁讯小说中第一人称的艺术技巧

在《呐喊》、《彷徨》的廿五篇小说中,有十二篇用第一人称写的。在中外小说创作史上,象鲁迅这样经常、熟练、成功地运用第一人称构思情节,塑造典型,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是罕见的。巴金这样评价;“鲁迅先生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好些短篇小说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     

论鲁迅的讽刺艺术

鲁迅是旧社会的掘墓人,为了揭露腐败社会的黑暗现实,用讥讽的笑声打击敌人,同时也邦助人民克服弱点和若干错误倾向,鲁迅非常重视讽刺的艺术。早在“五四”以前,他就写过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已经运用讽刺的手法,他以后创作的小说,散文,诗,特別是大量的杂文,讽刺的成分很大。读着这样的作品,鲁迅先生革命的热情、鲜明的爱憎总是感染着我们,使我们也能分享他战斗的喜悅。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可以说他又是一个讽刺艺术家。     

也宜“美恶并举”——文学作品反面形象的美学探讨

鲁迅先生在他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论述中以及在他的杂文中,反复地论述了一个文艺创作中的重要的美学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美恶并举”、“美丑泯灭”。在一九二四年,他在西安作了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演讲,对于《红楼梦》说了如下的话:“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     

创作动机和灵感触发点——《伤逝》与鲁迅许广平的恋爱

1 看了副标题,有人会喊道;“这种说法,鲁迅生前就愤慨地否认了,你还来胡说八道什么呀!”是的,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确有以下一段写得明明白白的文字:“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伤逝》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说虚构的小说《伤逝》写的是鲁迅自己的事,当然要毫不含糊地予以否认的。如果承认了,不就等于说涓生就是鲁迅,而许广平分明还活着,而且还和鲁迅幸福地相爱着,于是推断.鲁迅生活中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曾经和鲁迅恋爱、同居,后又离异,终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却很可以被鲁迅的敌人用来中伤鲁迅,鲁迅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谈谈《祝福》中的“我”

一、鲁迅小说中“我”的写法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两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五篇。其中用第一人称写的就有十二篇:《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由此可见,鲁迅是很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作家采用怎样的表现手法来结构小说,展示情节,突显主题,这是由他的创作观和艺术个性决定的。鲁迅写小说有着非常明确的创作目的,就是“想利用他的力量,     

论《野草》的原型与意象

《野草》无疑是鲁迅极度苦闷和徬徨时期的作品。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便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他还在题与《野草》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现实主义 历久弥新——由重读《大堰河——我的褓姆》而想起的

中国文学具有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就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再强调,作家要忠实于生活,他认为:“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致姚克信》,1934年1月25日)鲁迅亲自翻译过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由于((毁灭》的作者亲身参加过远东游击队的斗争,所以写得很真切。鲁迅说:“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要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致胡风信》1935年6月28日)艾青写《大堰河-我的褓姆》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所描绘的人与事是“忠实     

鲁迅小说人物的性格四维结构

一 1929年七月鲁迅为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了《小引》,指出小说描写主角“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又说:“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     

说《长明灯》

《长明灯》在鲁迅的诸多小说中以艺术手法新颖、富于现代主义色彩著称,同时也标志着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者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馈信息,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李大钊如此重视《长明灯》,并且把它与《狂人日记》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分析,指出这篇作品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这对我们分析这篇小说、理清“五四”以后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巴人对鲁迅杂文的研究

大革命前后,鲁迅的创作势头逐渐完成了由小说而杂文的转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革命以前他没有写杂文,或转移后没有写过小说。对这一现象,巴人是较早注意并做研究的。鲁迅有两次消沉(但不是颓废或颓唐),一次是痛感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一次是出于五四退潮后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巴人认为,鲁迅用“感情融铸”的方法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群,是有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投影,并给予爱抚的。我们且把鲁迅写现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做个排列,以窥探鲁迅创作思想的脉络。如果说N君(《头发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辛亥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祝福》艺术手法探微

《祝福》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首篇小说,在鲁迅的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旧中国劳动妇女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显示了鲁迅炉火纯青的高超才能,标志着鲁迅创作的新发展。鲁迅在谈到《彷徨》的创作时,曾经说过,《彷徨》中的作品,是在“五四”退潮时期写的,那时,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     

解读鲁迅的“呐喊”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说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①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高峰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收了鲁迅 1 91 8— 1 92 2年所写的 1 4篇小说 (出版时收入 1 5篇 ,1 930年 1月第一次印刷时抽出了《不周山》一篇 ) ,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呐喊》的问世绝非偶然 ,而是他的思想里程发展的结晶。要想真正理解“鲁迅的呐喊” ,就必须从鲁迅的“美好思想———理想破灭后的寂寞———受新文化鼓舞而呐喊”这三个方面入手。一、鲁迅的美好思想的变迁(一 )第一个理想 :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