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两省国际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特征比较分析

苏浙两省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之处。浙江入境旅游客源人数增长速度快于江苏,但浙江客源市场更具季节波动性;苏浙两省的地理集中指数G值均有下降趋势;客源地域结构在呈多样化发展,韩、日、美、港、台仍是两省主要客源国（地区）,菲、新、马市场份额在下降,同时美、英、德等欧美客源市场在江苏发展较快,港、澳、韩、日等来浙亚洲客源增长更为迅速。国际旅游者中男性、商贸人员以及年龄在25岁～44岁之间者所占比重较大;浙江以商贸为目的旅游者比重高于江苏,江苏参加文体、科技与会议交流的客源比重高于浙江;来浙江国际旅游者的购物消费不高,而来江苏国际旅游者的娱乐花费和通讯花费亦尚待提高。     

城市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障碍;同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又是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两者互为因果.要实现城市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就必需协调处理好两者关系.     

山西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采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山西农民收入结构。认为近年来山西农民收入增长回升无力 ,且内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与发达省份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因此需要采取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提高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比重 ,加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及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等措施 ,以促进山西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与对策

我国农民收入与以前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同时存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农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既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和制度的原因。当前,必须通过强化政府服务农业意识、调整农业结构、精简乡镇机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的培育、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等方式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依据、积累效果与政策启示

如果以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平均水平1.5左右为参照标准,在新常态下欲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国家既定发展战略目标,那么从理论上就要求农民收入必须实现"超常规增长",而且这一"超常规增长"必须是在较高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基础之上实现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长期超越,同时这种长期超越应该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水平。未来中国欲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和差距缩小的对策为:一是应合理改革居民初次收入分配体制,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二是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三是加大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稳定缩小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四是明确农民收入倍增总体框架,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最终方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目标。?更多还原     

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与对策

我国农民收入与以前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同时存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农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既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和制度的原因。当前．必须通过强化政府服务农业意识、调整农业结构、精简乡镇机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的培育、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等方式促进农民增收。     

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现状分析与制度保障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是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采用统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主要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收入来源、收入差距等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规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出稳健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2.65%;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占据主体地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纯收入与转移性纯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东、东北、中、西部四大地区农民收入虽逐年增加,但区域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增长速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从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转移性纯收入四个方面提出了实现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的制度保障措施。     

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分析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利用GE指数和它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各项来源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和作用.发现工资性收入是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起稳定作用.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民收入的现状:增幅连年下降,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持续减缓,收入增长更加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探讨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农业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增长下降,生产经营分散,农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城市化滞后,农业发展环境恶劣,农产品产销脱节.据此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狠抓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跳出"农"字,从非农领域寻找增收突破口;营造宽松环境,为增收提供各种便利;更新观念,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搞活农产品流通,促进产销衔接.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增长较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状况,进一步论证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相对低下,是导致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     

宁夏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探析

80年代宁夏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取得很大成功,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部分农民已奔向小康生活水平。但进入9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农产品供给情况较好,但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同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负增长;农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城市。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与消费差距不仅没能缩小,反     

农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析

农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析文／杨启地一、农民收入差距的测度农民收入差距是指全体农户中处于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各类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它反映我国全体农户之间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结构逐步调整的同时，农民的收入...     

安徽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分析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安徽省位于中部，与周边的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相比，农民收入增长还处于较慢的水平.文章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增长，通过利用安徽省1996—201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安徽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建议.     

中国省域农民收入倍增能力评价与分析

研究利用201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农民收入倍增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除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辽宁、山东外,农民收入倍增能力较弱,均低于0.5;各省级行政区农民收入倍增能力差异较大;农民收入倍增能力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且差距较大;农民收入倍增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差距

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转移对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我国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除非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能以更快速度增长,否则短期内很难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不仅对农民增收有直接作用,还会通过劳动力转移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人力资本、农业财政投入及市场化对农民增收均有显著贡献,自然灾害对农民增收影响为负。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民增收。自然灾害减少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对东、西部地区影响不大。农业财政投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三大区域较为一致。三是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直接作用拉大了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尽管经由劳动力转移的间接作用缩小了该差距,但不足以改变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逐渐呈现出“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农户兼业化特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上。利用中国农村历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七五”至“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的关系后发现：长期内,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短期内也有利于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且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已有的“农业技术进步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观点,支持了中国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假设。     

我国省际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比较

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由于历史、政治、文化、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各省之间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从分配结果看,农民收入差异也很大,高、低收入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四倍左右。横向比较各省收入结构的差异。探讨同一时期不同发展模式的农民收入增长方式,对于理解差距存在的根源、收入增长的规律,无疑提供了微观的思路,并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均衡发展以及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措施。     

江苏省农民收入与信息消费的互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1984—2013年样本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的实证方法,分别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加以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江苏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存在较强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短期内较为显著。江苏三大区域中,苏中地区农民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最高,收入增长对信息消费发展的刺激拉动作用最大;苏北和苏中地区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苏南地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据此,应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期有效的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两者的长期稳定协调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