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韩国］朴永焕朱熹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楚辞》研究方面，他的《楚辞集注》吸收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研究成果，而对其中的某些谬解加以辩证，寻求作品意旨，发掘咋品的微词奥义，对《楚辞》词语的解释等方对...     

钱澄之《屈诂》的注评特色散论

钱澄之撰《屈诂》的主要原因,一是借表彰屈原之气节来抒发明亡后的个人忧愤之感,二是从《诗》学的角度来阐发屈原作品的内在含义.《屈诂》的注评体例主要是随文释义,注评篇目是依照王逸、朱熹所定,注评原则和方法大致包括字词注释继承传统、解题和章句注重发挥意旨、略补旧注之缺失等.而钱澄之对朱熹《楚辞集注》尊崇且又有所取舍的原因,主要是朱熹在当时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屈诂》具有诗韵的注评语言与作者是诗人有关,其平正通达的注评风格则表现出作者力戒空疏臆说的鲜明时代特征.     

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南宋朱熹所撰之《楚辞集注》一书已于2013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是宋代楚辞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引《楚辞》注考论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是宋末元初分类编次杜诗集注本,所录注家有近六十家,其中关于征引《楚辞》注释杜诗的方式有三种：直接征引《楚辞》原句祖述杜诗字词出处,征引《楚辞》原句释杜诗句法和诗意,征引王逸注释解释杜诗字词。宋人征引《楚辞》注释杜诗是杜诗逐渐经典化的表现,这些注释又对清人注杜影响深远。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及其评点学价值

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在《楚辞》评点史乃至《楚辞》学史上地位都颇为重要。该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又借助于评点形式,吸纳了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有"裨益"之处,从而融三家注之精华于一本之中,这体现了校刊者冯绍祖的独特思考。该本之问世,对于进一步打破朱熹《楚辞集注》的垄断,推进《楚辞》诠释多元化走向有重要贡献和意义。冯绍祖从前世诸家著作中选取相关评语,以眉批、旁批、总评等评点形式置于该书之中,这反映了当时评点刻本的真实面貌及共同形态,但这种评点观念与文人随阅随批之批点有很大差异。冯绍祖对于评语的选择,与其对屈子、屈赋的思考和认识紧密相关。该本所确定的评点形态、评家以及评点,均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再谈刘勰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

<正>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写作的基本原则,在《序志》篇里刘勰有概括的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辨骚》篇与代表了他基本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同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把它放入后而的文体论中,足见他对这一篇的重视。刘勰为什么对这一篇特别重视呢?因为在《辨骚》篇中,他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以及整个《楚辞》的评价,表露了他的一个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对《楚辞》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陈深及其《楚辞》评点的价值

在明代早期《楚辞》评点家中,陈深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位。他在文章创作上主张"辞丽"、"道明"相统一。其《楚辞》评点在万历时期影响甚巨,但至天启以后逐渐消弱。其《楚辞》评点对《楚辞集注》、《楚辞章句》有所择取,同时对《楚辞》文句及篇章意旨,《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以及相关有争议问题,都有评述。其评点对于《楚辞》评点"文学性"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楚辞述注》作者来钦之家世及其与陈洪绶关系考论

《楚辞述注》是明末出现的较为重要的《楚辞》学著作,惜乎学界对该书及其作者来钦之等缺乏足够的重视与了解。考察来钦之其人、家世及其与陈洪绶之交游,有助于研究来氏及《楚辞述注》相关的背景问题。陈洪绶之所以将版画作为《楚辞述注》梓刻插图并为之作序,系缘于其与来氏家族交谊及姻亲两层密切的关系。     

明代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

终明一代,人们对楚辞的评论与研究皆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明代前期,皇权膨胀,理学独大,朱熹《楚辞集注》大抵是唯一流行的《楚辞》本子。明代中叶以后,学术思想转趋自由,《楚辞》新刊新注本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楚辞学的日益兴盛。有见及此,全文以明代政治场域为背景,从明代前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代后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末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清初明遗民的楚辞学四个方面考察明人楚辞研究的特色。     

浅谈儒家思想在《红楼梦》里的反映

<正>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主要的传统思想,其经典就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后来由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注释,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皇庆二年,《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课目,考题必须出自《四书》,发挥题意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根据;这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而不衰。因此,《四书》便成了我国传统的启蒙     

论朱熹的解经原则

朱熹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有大量注释经典的作品传世,亦有不少对解经原则和方法的自觉归纳。文章旨在从三个方面梳理朱熹的解经原则：义理与训诂并重;为学者提供做工夫的下手处;唯本文本意是求。     

《楚辞·九歌》十一章的整体关系——《楚辞九歌通体系解·事解》之二

自王叔师《章句》以来,至少有两件事,它影响了人们对《楚辞·九歌》十一章进行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认识:一个是封建主义的“风谏”文学思想,专讲寄托;一个形式主义的治学方法,拘牵形式。于是美人香草,仿佛《离骚》,逐神分享,遂成合祀。脔割肢解,不见全牛,持足扪腹,空谈其象。致使称谓之间,彼是莫偶;扑朔迷离,人我两忘!因而使人感到“《九歌》诸篇宾主彼我之辞最为难辨。”(朱熹《楚辞辩证上》)     

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对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王船山《楚释通辞》考

<正> 《楚辞通释》是王船山借注释《楚辞》来表达其爱国民族思想的重要著述,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船山67岁)撰写,为船山晚年名著之一。在《楚辞通释》内,船山为避清廷耳目,以极为隐晦的笔法,寄托他的君国之思,借楚国的颠危来比喻明朝的覆灭,偕屈原的被谗比喻自身的遭遇,委婉曲折地表达他的民族思想和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