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产物,它首先由洋务派提出并以之作为兴办洋务的宣传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在近代,它曾被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所提倡并赋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似已成为学界定论。以陈旭麓先生的论述为例,"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之一途......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①。但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既没有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把"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导思想。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和学者,主要围绕着自强需要不需要西器、…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近三十年来“中体西用”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夕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思想的提出问题;肯定其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思想的主要消极认识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野,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否定该思想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不变论,提出变流论;以中国近现代化关系为视点;基于文化、教育视野等方面的新趋向。当然,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政策,贯穿于运动的始终。这一文化政策直接影响着运动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运动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而人们又把它看作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中心思想”。这恰好证明了洋务派文化政策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要对中体西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应该首先认识其作为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严复对"中体西用"观的批判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的理论纲领.经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冯桂芬、李鸿章至张之洞,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打破传统中学的封闭状态,催化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学理方面的欠缺和保守性受到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批判.而严复以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等先进理论为思想武器,运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条剖缕析,对"中体西用"进行最为深刻、系统的批判,充分显示作为"西学第一人"的资产阶级启蒙大师的智慧和勇气.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