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本质要求及路径保障

在我国,三次分配是以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分配原则,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为分配基础,把第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安排,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有效措施。本题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原则,以“社会道德良知”为价值选择,以“社会共同富裕”为价值归宿,建构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问题的基本共识,突出强调改善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上的最大公约数。三次分配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宿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必须遵从社会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导向,培育社会道德良知;加强政府对分配的监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分配;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共同富裕逐步形成。     

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来自甘阿凉民族地区的实证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一二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乡村旅游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而目前聚焦民族地区县域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和机制的实证研究还鲜有报道。论文构建了四川省甘阿凉民族地区3州48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并使用三步法、Sobel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显著提高了当地的共同富裕水平;此外,经济提振效应在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基建带动效应在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共享性的过程中有调节中介效应,且该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特征。因此,民族地区可充分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并通过扩大与乡村旅游有关的产业与就业,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激活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     

可及性视域下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愿景、挑战及路向

第三次分配是政府依靠企业和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志愿等活动来调节财富分配秩序的公共服务。基于可及性视域,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愿景可勾勒为实现第三次分配与欠发达民族地区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需求“适配度”的最优化。当前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面临可获得性不均衡、可达性不畅通、可接受性不理想、可适应性不到位、可负担性不周全等诸多挑战,尚未实现“适配度”最优化目标,降低了欠发达民族地区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第三次分配获得感。未来需要将理念、制度、组织和技术作为着力点,实现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理念创新,构建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优化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机构设置,加强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技术支持,才能推动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方略。基于人类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设想与实践,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需遵循“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基本逻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围绕共同富裕实现逻辑的关键要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达成共识、强化共生,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共建,以全体成员致富能力的提升促进共富,以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促进共享。通过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初次分配参与共同富裕,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二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以慈善事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共同富裕,在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制度选择——基于分配公正原则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术界、政策界应该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具体目标是什么,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为此,应当采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原则——按需分配、机会平等、差别原则——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一是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稀缺资源保证机会平等,三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具体目标或规范性指标：第一,覆盖全民的、均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跨区域的、优质的公立教育;第三,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基本逻辑、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从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多维内涵出发,阐述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阐明数字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的机制,进而探讨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数字经济主要从财富积累机制、协同发展机制、普惠共享机制、精神文明引领机制助推共同富裕。基于此,从经济增长、普惠共享、法治保障、主体参与四个层面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共同富裕”主题笔谈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提低”，即提高底层人群的收入、财产水平及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故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勤劳致富。同时，与公有主体经济并存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实现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政府通过再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应该是收入流量的再分配，并重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共同富裕是对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关系的非正义后果的矫正，通过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类解放奠定物质基础。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行动。优化完善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要改变对社会保障权益的认知。     

给慈善捐款免税找个充分的理由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敦促国家新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家”为由,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厉以宁在谈到这个理论时表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厉以宁强调: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些空白,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填补。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     

从“核心-边缘”到空间正义：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减贫工作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旅游情境,基于“核心-边缘”与空间正义理论,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案例,剖析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的空间非正义表征与机理,揭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与路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回流、人民主体性回归、空间秩序再建构、物质与精神双重发展是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互嵌的底层逻辑。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空间结构引发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涌现。治理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从空间结构、主体关系、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模式,保障边缘群体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共享,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的区域正义、阶层正义、资源正义与权力正义。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作用与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013—202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共同富裕程度。第三,数字经济各分指标均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既促进了富裕度又促进了共享度。第四,数字经济促进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促进了高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和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共同富裕,高经济发展水平下更为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缩小贫富差距亟需第三次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要解决贫富差距,追求市场公正而牺牲社会公正的第一次分配无法实现,追求社会公正而面临诸多现实压力的第二次分配也无法实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以道德为力、以非强制方式进行的第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基于共享发展视域的中国第三次分配:阶段、问题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它践行着以“现实的人”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从“现实的人”出发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以第三次分配中“现实的人”达成共享的程度为准据，可将第三次分配发展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侧重于关注生存保障，中级阶段侧重于提升共享品质，而高级阶段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第三次分配正由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在目标群体扩大、涉及内容多样、参与热情增高的同时，存在着对象覆盖面不全、内容精准性欠佳、群众参与度不高与发展推进力较慢等问题。未来提升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效能，需坚持“四化”发展原则，不断强化第三次分配覆盖范围，普惠受益保障共享起点；细化第三次分配内容体系，精细治理保障共享机会；转化第三次分配参与动力，协同共治保障共享伦理；优化第三次分配推进速率，生产推进保障共享发展。     

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富裕”是基础，“共同”则指明了“富裕”的性质。基于这两方面内容，金融推进共同富裕也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做大蛋糕”,即发挥金融的本质作用，通过支持科技创新、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以及发挥保险业的风险保障能力等方式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分好蛋糕”,即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弱势群体的信贷和理财能力，有效支持“三农”发展；培育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发挥保险业财富分配和基础保障作用，防止规模返贫，改善资源分配不均现状。未来，金融应借助各项先进技术，拓展服务通道，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有所回升,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绝对差距以及财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态势值得重视.初次分配制度不健全,政府再分配职能发挥仍不充分,第三次分配作用不显著等制度性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还面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内外诸多挑战.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合法劳动报酬权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有所回升,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绝对差距以及财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态势值得重视.初次分配制度不健全,政府再分配职能发挥仍不充分,第三次分配作用不显著等制度性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还面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内外诸多挑战.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合法劳动报酬权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能够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功能,增加收入分配途径; 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优化创新创业的环境,提供共同富裕的渠道。在具体实现途径上,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的基础; 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变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共同富裕的能力; 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打造共同富裕的要素体系; 通过消除地理空间的限制,缩小共同富裕的区域差距; 推动普惠金融,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资本。为了实现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能,需要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明确数据所有权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