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出语的语言差异与翻译

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译语中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在意义和功能上尽量做到忠实于原语。本文阐述了译出语内部个人习语、方言、语域、文体和语气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在语义上和文体上进行对等的翻译,以期提高译文质量。     

中西思维差异与翻译中的语篇重构

中西思维方式有着诸多差异,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结构各具特色。翻译是原语语篇诱发的译语语篇生成过程,译语语篇应符合译语特点。翻译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进行语篇重构。     

《人人都爱雷蒙德》幽默语字幕翻译中的“功能对等”

“功能对等”理论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的重要的翻译指导原则,并被广泛应用.此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译语接受者对于译语文本的反应等同于原语读者对于原语文本的反应,与幽默语翻译要达到的功效异曲同工.本文拟用《人人都爱雷蒙德》中的例子来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幽默语翻译中的运用.     

翻译策略的分类、制约与抉择

翻译策略可分为原语中心翻译策略和译语中心翻译策略两种。前者强调原语,后者突出译语。造成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有翻译发起人的翻译指令、原语文本类型、原语译语写作范式一致性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翻译发起人翻译指令。翻译发起人是翻译赞助人甚至投资人,了解译文交际环境和用途,向译者发出翻译指令,以满足译文读者期望和社会要求,实现自身利益。翻译策略是构成翻译环境的六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折衷结果。     

试论不同文化间语内意义的可译性

本文说明语言信息的形式有表意作用,阐明语内意义的概念以及翻译语内意义的必要性,并从三方面论证可译的理论依据。结合语内形式在原语和译语中的语言、文化对应状况,探讨语内意义翻译的具体方法。     

从文化构建的视角看文学翻译中的共谋

在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合作出版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巴斯奈特引入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概念———共谋(collusion)。对苏珊.巴斯内特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共谋”实际上是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的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它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直译和意译、异化和归化的和谐统一;体现了翻译内外研究的高度结合。译者与原作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原作、原语言、原语文化和译作、译入语及译语文化的共谋使得原作和译作、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生、共荣。小而言之,共谋可以达到对原作和原语文化的推广传播,并实现对译入语文化的滋养和丰富。大而言之,这种共谋可以对译入语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建构起积极作用。     

从语域变体看翻译中的误译现象

受语篇语言学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影响,翻译的研究对象也开始由关注语言形式进而扩展到语篇的语域变体,即情景语境。在翻译中把握语场、语式、语旨三者的关系,有利于使译语和原语在内容和风格上保持一致。     

中文标牌语的英译

标牌语具有特殊的文体功能及语言特点,翻译时应在忠实传达原语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变通、修辞等手段,增强译语的表现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翻译中的信息衰减

在翻译过程中,原语信息源所发出的信息,经过一次或多次语际翻译,最终到达译语接受者时,信息的内容要发生衰减,即物理衰减、语义衰减、语用衰减以及社会因素导致的衰减,从而证明了原语与译语只能是尽可能近似而非绝对等值。对于信息衰减过程而言,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延伸信息量逐渐减少,信息衰减是翻译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此译者必须正确对待信息衰减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并尽量加以克服     

汉诗英译中的互文参照

互文性是语篇的一个基本特性.互文性概念对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具有独特的理论启迪和实际指导作用,因为译语文本跟原语文本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互文关系,它由原语文本通过语言符号转换而产生,是原语文本的"投胎转世".依据文本的内、外互文关系,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的互文参照问题.     

关联理论对方言翻译方法的启示——以陕西方言为例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力求在分析选择语境的过程中找到最佳关联,创造足够合适的关联效果,以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企盼相吻合.关联理论翻译观强调语境对认知的作用,这为方言的翻译研究提供了认知层面的理论依据.本文试分析关联理论翻译观对方言翻译的指导作用,探讨关联理论翻译观指导下的方言翻译方法,认为方言的翻译应该要根据语境分析交际意图、寻找最佳关联,才能收到方言翻译的最佳效果     

《德伯家的苔丝》方言译本的局限性研究

对英语方言的翻译采用汉语方言对等翻译的方法,虽然是目前英语方言翻译的主要方法,但是从翻译效果和后期反响来说却不尽人意。由于英汉方言存在各自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单纯方言对等直译不能传达原著的精髓。张谷若先生在译《德伯家的苔丝》时候采用山东方言进行翻译,不仅不能完全传达原著的文化,还为国人阅读增加了一定困难。任何语言的方言都无法用另一种语言的方言做对等替换,只有恰当的运用汉语表达法和加以一定的注释说明才能做到恰到好处。     

文学方言属性思辨及其翻译

文学方言只是文学语言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不大引人注目，致使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和文学方言这几个概念在文学方言的翻译实践和理论讨论中混淆不清。笔者尝试从分析、研究对方言概念的几种误解入手，在文学方言和译方等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     

“支格阿鲁”规范书写建议——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不同版本读后思考

由于方言、土语和个人发音习惯等原因,彝语“支格阿鲁”一名有许多变体,音译为汉字时书写形式更是五花八门。为了彝汉语间“支格阿鲁”一名能固定对译,以便于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支格阿鲁文化研究,统一书写支格阿鲁一名突显必要,建议规范“支格阿鲁”一名的书写形式。     

翻译过程中陕西方言前景化修辞的再现——以《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为例

前景化注重语言的内在特征和表现形式,促成并丰富了语言的文学性,正因为如此,它也为语言和文化的翻译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基于《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分析富有陕西地域特色的语言前景化的修辞方式与表达特征并探讨其翻译理念与策略。得出:"形式复制"和"动态模仿"是再现别具地域与文化特色的陕西方言的有效理念和方法。     

张爱玲国语注译《海上花列传》的原因——从诗学角度考察

从"诗学"这一古老概念出发,深入探讨张爱玲国语注译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语内翻译)的原因。原著的不流行以及译者对此书的偏爱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它们折射出来的是原著诗学、主流诗学和译者本人诗学观之间密切的关系,针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有关细节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清张爱玲此一翻译选目背后的动机。     

炉火纯青 形神兼似 ——《匆匆》张培基英译本赏析

"化境"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理想境界,要求在语言上无牵强生硬之感,又能保存原作的风味。张培基先生的《匆匆》英译本,语言地道自然,如行云流水,感情丰富,溢于字里行间,再现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和思想感情,而不露斧凿痕迹,堪称"化境"翻译的一个范本,值得后辈学习借鉴。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诂诠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目前仅见王梵志《吾富有钱时》一诗,而前辈解释多有歧见。文章立足于中古文献典籍,结合音韵、方言、汉语造词语法及文字训诂等材料重新解释了该词,从普方古等三个语言平面对词义进行多角度详尽论证,以觅其确诂,揭示语源。众多文献资料充分表明"貌哨"非为"貌魈",无"貌丑"义,应属隋唐之际的口头俗语,本义为相貌不正,词义引申为态度不正,意即看不顺眼,诗中义指(妇儿对吾)态度冷淡。     

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形式论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其话语改造及文本出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方言话语的原生态直接出场,独特的地域声音、别样的方言词汇和古朴的方言语法在文本中登场亮相;二是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有注释、加引号以及同义复现等多种出场方式;三是方言话语本身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这些方式实现了方言话语的文本审美化再现,是现代湘籍作家在方言写作形式上的开拓和贡献。     

方言·文学·翻译

古今中外,方言的存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文学的结合具有很多可能性和特点,将两者与翻译相结合进行探讨,方言的翻译问题便立刻凸显出来,构成了一个学界不得不关注与正视的学术性问题。中国的方言与文学是文学本土性与方言地域性双重特征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宏大战略背景下推进中国文学作品(古典和现当代)走向国际舞台,进入世界文学殿堂,方言、文学和翻译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