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一种在理论界被普遍认可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但其理论指导意义却不可忽视。本文利用1983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医疗卫生费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加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需求收入弹性的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研究

农村准公共物品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ELES模型及相关的数据计算了农村居民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两类准公共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农村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文章分析了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在描述了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现状地基础上,以2003-2009年中国统计资料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2-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及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信息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最高;农村低收入户尚未满足信息基本需求,需要社会救济;提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的建议。     

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道路、通讯、电力和教育四类基础设施对我国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具有统计上的显著贡献,在农业及非农生产增长中发挥了规模经济效益;继教育基础设施的显著贡献之后,道路对农业生产、电力对非农生产分别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为“十一五”时期西部农村地区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政策依据。     

西部地区乡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收入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简要介绍了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的概念后,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西部乡镇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乡镇农业收入水平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贡献度的大小,进而检验西部乡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农业收入方面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安徽省198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双对数模型,对安徽省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村公路、电力和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因此,安徽省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安徽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郊区型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探讨

以国内典型的都市郊区型农村--上海市郊农村地区为代表,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和深入调研,分析了上海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密切相关性,并对农业投入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最高,并就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管理效率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融资等提出相关建议措施.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基础设施改善了农业技术效率吗?——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农村电力、公路、灌溉三大基础设施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仅为0.35,生产效率仍有巨大的优化空间;(2)农村三大基础设施对技术无效率都有显著缓解作用,但也增加了技术效率的不确定性,且作用效果呈现农村公路设施>农村电力设施>农村灌溉设施的排序;(3)公路设施加剧地区技术效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东、中部技术效率,但对西部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农村电力设施对地区技术效率不确定性有反向作用,仅改善了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灌溉设施对东部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中部地区由于公共物品特性导致技术效率下降,但显著提升了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基础设施对各地区技术效率不确定性作用方向一致,都为强化效果。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评价

采用陕西省556户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有:第一,目前农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依次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医疗、饮水设施、教育;投资重点为生产性公共产品。第二,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生活性公共产品及保障性公共产品满意度较高,总体评价中等偏上。第三,三类公共产品供给效果优劣依次为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     

城乡基本公共产品需求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时期,人们对满足吃穿的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为了更好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充分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有必要了解城乡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并对其进行比较,以居民需求导向为依据,建立和完善我国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用电量差距的关联关系研究

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生活用电量差距与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四个变量,基于我国1986—2011年的数据和VAR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生活用电量差距的缩小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最后提出我国在制定电力普遍服务政策的目标与实施标准时,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社会目标考虑在内。     

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基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级“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生态型公共设施的调研数据,利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测度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Tobit 模型探讨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陕西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仅为0.039 8;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只有本村常住户数、外出务工占比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其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居民聚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村常住户数规模越大,农村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外出务工占比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抑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建议通过乡村振兴吸引农民工本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而提升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基于消费结构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消费结构数据和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其他方面不显著。农村居民消费开始呈现理性特征,但还不成熟。     

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相关性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回归分析表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经成为限制农村消费的最大障碍,农村生活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较高,教育、医疗、社保、文化消费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不足已成为影响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从生产资料需求与生活资料需求两个方面,对刺激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契机。一是增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建立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突出财政支农重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三是运用财政与金融手段,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四是调整农村消费品的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商品销售服务网络。     

甘肃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需求变动分析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一政策背景,研究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得出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等生活消费需求方面。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对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消费存在潜在需求,消费结构正在逐步趋向合理化。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大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