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信息心理加工、认知偏差与国有企业CEO职务舞弊行为

本文将"有限理性假设"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采用决策信息的心理加工过程分析CEO职务舞弊的决策行为,探索相关心理因素所引致的控制虚幻认知偏差、短视认知偏差和参照依赖认知偏差对于国有企业CEO职务舞弊行为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将认知偏差的作用机理作为CEO职务舞弊控制策略的微观心理基础,通过提高反舞弊机制与国有企业CEO心理规律的契合程度,修正原有制度人性化的缺失,提出了建立舞弊审查委员会制度、独立董事行业协会制度和高管廉政账户制度等职务舞弊控制策略。     

认知偏差与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

基于行为决策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以及信息加工理论构建国企高管职务舞弊决策双曲线贴现模型、信息加工传递模型,编制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认知偏差测评量表。通过探究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决策的心理学法则,提出基于制度背景、个人特质和情境因素等层面的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认知纠偏。通过纠偏和对治国企高管扭曲的认知偏差,有效抑制和防范国企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维护国有资产财产安全,促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     

经济危机对企业财务舞弊的影响

分析当前经济危机对企业财务舞弊的影响,从财务舞弊的三因素出发,指出经济危机对舞弊三角理论中的三要素都有刺激作用,必然将刺激舞弊活动愈演愈烈。     

公司财务舞弊的智能识别与模型优化策略

公司财务舞弊行为隐蔽、手法多样,扰乱资本市场,损害投资者利益.传统方法对财务舞弊识别困难,而近年来智能财务技术发展迅速,为识别财务舞弊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筛选出2338条舞弊数据和4676条非舞弊数据进行对照,构建了基于逻辑回归、决策树、支持向量机和神经网络四类模型,并通过调参进行模型比较和优化,智能识别财务舞弊现象.研究发现,财务杠杆、流动资产周转率等十个财务指标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审计意见两个非财务指标对模型有较好的解释力;基于多层神经网络的模型有更好的识别效果.     

公司治理与财务舞弊的关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舞弊一直是令会计界头痛的问题。如何对财务舞弊行为进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受到广大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关注。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以34家被证监会公开处罚的上市公司和34家对应的非舞弊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是否发生财务舞弊为被解释变量,以外部治理因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的健全等)和内部治理因素(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总经理任期等)为解释变量,在控制公司规模、资产流动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两类公司进行均值检验,并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少数股东联盟、CEO任期、总经理董事长独立性和法制环境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最后,本文针对这些结论对我国上市公司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改进或解决财务舞弊行为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女性高管、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

文章选取2014年至2018年间因发生过虚增(减)利润或资产财务舞弊行为而受到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告处罚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舞弊样本,对女性高管与财务舞弊关系以及女性高管、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女性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财务舞弊呈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分别对女性高管年龄、女性高管学历与企业财务舞弊关系产生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高管任期与内部控制之间呈倒“U”型关系、内部控制与财务舞弊呈负相关关系。     

高管过度自信、竞争战略和财务报告舞弊——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本文用沪深两市2007至2013年的A股上市公司7年共计13669个样本,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过度自信的高管倾向于选择进攻型战略。(2)进攻型战略企业相比防御型战略企业更易进行财务报告舞弊。(3)高管过度自信对进攻型战略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有推动作用,但对防御型战略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     

内部控制、盈余管理与财务舞弊——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助我国2009-2016年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并结合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与非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进行分组对比,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更低,运用真实盈余管理更少,同时具有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抑制财务舞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则显著正向影响了财务舞弊。在内部控制质量负向影响财务舞弊的过程中,真实盈余管理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经过进一步的Sobel检验,应计盈余管理也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     

财务舞弊与审计方法新探

财务舞弊是指有意编造虚假的会计信息、私设小金库等行为,是导致腐败的根源之一。研究财务舞弊的现象和危害,分析财务舞弊的动机和原因,探讨审计、监督和查处的新方法,对于做好单位的财务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审计失败及其后果——基于证监会2006-2010年处罚公告的分析

审计失败无论是对于报表使用者或者舞弊方均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证监会2006-2010年的处罚公告研究后发现:财务舞弊并不必然导致审计失败;财务舞弊和审计失败的持续年限较长,证监会的处罚有些滞后,而且从趋势上来看,证监会的处罚趋向于严厉.要避免审计失败,应当对审计师和上市公司进行双重治理,并且加强对其监管,处罚要及时.     

国际贸易中的提单欺诈问题探析

提单欺诈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海事欺诈,在国际贸易中,尤其是涉及货物运输、保险的贸易中,单证交易已经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利用单证进行欺诈也就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海事欺诈手段。海事欺诈使提单信誉大大受损并影响到整个国际贸易体系,日益成为航运界比较重要的危害,我国成为海事欺诈的主要对象。对提单制度的完善正是其发展的新契机。     

科学欺骗的法律分析

科学欺骗是指科学研究人员为获取承认在研究活动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科学欺骗是违法行为。对象的精神性、主观的故意性、方式的虚假性是其认定条件的特征。行为人应当根据行为的性质、情节及适用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完善对科学欺骗的法律控制应对违法行为及法律后果的规定更加全面具体,同时应加大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还应健全相关程序。     

合同诈骗罪数额要论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财产型犯罪 ,其诈骗数额研究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 ,应以受骗人因行骗人的行骗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 ,作为合同诈骗犯罪定罪数额的理论依据 ;在合同诈骗罪定罪数额的计算标准上 ,应采用诈骗行为发生时的当时、当地该物品的市场价格 ,同时参照被骗者的实际损失计算 ;对连环合同诈骗行为定罪数额的计算 ,应以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 ,作为认定的理论依据     

上市公司会计诚信与财务总监(CFO)职责分析

本文对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与财务总监职责进行了分析,认为利益驱动、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机构及个人商业伦理道德的缺乏、财务总监的职能不到位等是驱动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主要原因;而良好伦理素养及相当管理才能是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对遏制会计造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管理当局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矩阵,分析了双方在不同环境下的策略选择,并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一定的启示。除了有效的处罚机制以外,增加管理当局的未成功造假成本将有助于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发挥。     

新农合参保者对欺诈成因的认知差异研究

新农合参保者的欺诈行为源于机会主义倾向,不同特征的人对欺诈成因的认知能充分反映其行为的影响因素。调查表明:年长者及低收入者更认可个人原因,女性及低收入者更认可医疗机构原因,文化程度高者更认可社会原因,对政府原因的认可无差异。须改善农民健康状况及思想观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以防范参保农民的欺诈行为。     

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的法理分析

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不亚于普通诈骗,只有启用刑罚才能加以遏制,因此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诈骗罪定性最能反映诉讼欺诈行为的本质,符合司法实践潮流,且法院作为直接被骗主体并不与诈骗罪的构成要求相违背,因此对诉讼欺诈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更能获取理论认同和实践认同。     

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

诈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是否成立诈骗罪,德国、日本和我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都有所不同。在诈欺的对象是财物的场合下,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在因诈欺行为交付之前,也是民事法上保护的对象等原因,应当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在诈欺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不法利益本身并非民事法上应当得到保护的利益,不应得到刑法保护,应否定财产罪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