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鞅的用人之道

赵鞅是春秋末期晋国的执政卿,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实际奠基者。他在用人方面有很多独到之处。如尊贤爱士,尽量多地招揽人才;重用诤臣,从谏如流;黜庸进贤,赏罚分明等。正是由于赵鞅善于用人,使赵氏的势力不断增强,为日后的三家分晋打下了基础。     

“任人唯贤”质疑

多年来,我们衡量某一时期政治是否清明,总爱把眼光盯着干部政策——“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的确,“任人唯贤”相对于“任人唯亲”而言,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就“任人唯贤”而言,毕竟所任者是长官之举,而非大众所荐。而被任者往往只对长官负责,很少时大众负责。其“任”,是人任,而非法任,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而没有必然性和科学性。在任人过程中,对于“贤”,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审贤标准。你说贤,我可认为不贤;你说不贤,我可认为贤达。到底什么是真贤,谁也无法说清楚。质的东西规定性不足,则模糊性有余况且,任贤的范围还要受长官自身的时空限制倘若长官能在他的“圈子”里任用相     

从语词走向远古世界──评周蒙著《<诗经>民俗文化论》

语词是诗的基石，诗学也就是研究语词在诗中的行为。周蒙先生所著的｛＜诗经＞民俗文化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正是从一个个语词出发，揭示出赠经顺蕴含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的，这是在《诗经》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新的突破。《诗经》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愈是通往远古，《诗经》研究所带有的经世致用、伦理教化的色彩便愈是浓厚。对于《诗经消篇《关难》，最早的《诗经》研究成果《毛传》云：“洪雅照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袁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难贬义也。”这只是经学家的臆测，其实…     

暗组织

“社会”是个复合体 ,它分为明社会与暗社会。明社会是“光明”的一面 ,包含了约定俗成并代表主流的价值、规范和机制 ,在众人皆知且认可的限度内存在并有效运行。暗社会是光线的影子 ,不仅是亚文化 ,更可能是反主流文化 ,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规范与机制。暗社会是与明社会具有同样复杂成分及问题的恢宏实体 ,蕴涵“黑暗”、“秘密”之群体心理意义 ,更有群体行为内涵。暗社会的存在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人的“暗心理”层面 ,即主体可以意识但不想暴露人前的心理 ,这种心理引发了人们通常能够注意到的“违规”或“逆反”行为 ,如走私贩毒…     

解读悲秋主题的生命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历来为文人骚客所反复咏叹，蕴涵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客观的秋景之所以可悲、并能成为审美意象，是有“天人和一”的传统哲学作基础的。而悲情则缘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由此而产生了忧死意识、失意情怀和“在别处”心理等生命感受。正是基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永恒性，悲秋才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主题。     

新教徒的焦虑与士的忧患——两种文化心理动力比较

本文提出,在基督教文化覆盖的西方,焦虑情绪缠绕着新教徒以至西方人的内在心灵,并弥漫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在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忧患意识则深深地根植于古代士子的灵魂深处并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性格。新教徒的焦虑和士的忧患虽然是两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但从本体论角度看实际上具备一个相似的两极心理构架:一极是对人的自我及其有限性的意识,这是产生焦虑与忧患的主体因素;一极是对与人的有限性相对照的无限者的意识,即新教徒对上帝和士子对天的意识,这是产生焦虑与忧患的客体因素。本文对新教徒的焦虑情绪和中国古代士子的忧患意识这两种心理动力和现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对启用改革人才的思考

当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华要振兴,国家要富强,改革势在必行,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然而,改革的关键贵在用人,用人之道贵在启用改革人才。古往今来,从孔夫子的“举贤才”,到王充的“人才高下,不能均同”;从王安石的“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到朱元璋的“贤才,国之宝也”,足见,中华民族对于人才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人才的重视有着优良的传统。那么,在今天,怎样启用一代改革人才呢?笔者认为: 一、启用改革人才,要有识才的本领不具备识才的本领,要选拔改革人才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实践中识得个把人才,也是偶然     

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

在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因素”几乎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变量,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清初遗民史的演绎而言,遗民现象随明清易代而衍生,因满汉文化冲突而凸显,也谐应着清廷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整合而消解。其中,康熙“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无疑为遗民蜕变的枢纽。就主旨而言,博学鸿儒科既不在于粉饰太平,也不在于彰显文治,更不在于招揽人才,而在于笼络遗民士人。所以,是科虽有考试的形式,却只有游宴的实质;虽以“揽才”相标榜,却以“揽心”为归趋。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艺术与自我意识

艺术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类主体对自身的本质、自身的创造性活动,自身自由的意识,即对“自身是什么”这个迷的解答。因此,人类不仅作为意识主体、而且也作为意识客体而存在。诚然,艺术也是社会心理的产物,但它是扬弃了的社会心理,因而它是作为意识,虽然艺术也是作为意识,但它不是对象意识,而是自我意识。如果说艺术也是一种对象意识的话,那么这个对象则不是人类自我以外的任何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无非就是人类自身。或者说,艺术通过意识对象,亦即在意识中把对象作为中介,作为否定性的环节,而达     

阳明洞考

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思想评述》(《浙江学刊》1980年第一期)中提到王守仁“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马宝树的《浙东重镇——余姚镇》(《浙江日报》1980年4月12日)一文中称:“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曾隐居故乡余姚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辞海》1979年版的“王守仁”条目中,则说他“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阳明洞究竟在哪里?这几种说法颇有不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考了有关资料,得知与王阳明有关的阳明洞,全国共有三处,而他“筑室”“隐居”的阳明洞,则在现在的绍兴市境内。     

“大团圆”心理模式探源

作者认为,中国人对世事以及文学故事,最终都企盼会有圆满结局的“大团圆”式社会心理与审美心理,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早熟”的历史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意识重视人生与事物的最后道德价值判定,却忽略事情的经过或者具体进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扬史而抑文,这种重结果而轻过程的历史意识,压抑了中国人想像性的文学叙事情趣与能力。这是中国小说艺术品种“晚熟”、情节和过程描写相对薄弱,并且大都偏爱文学故事结尾“圆满”的心理渊源。本文概括了“大团圆”心理模式的基本形态     

当代家教新指南

经历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震荡的我国家庭教育，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应正视现实，充分重视以下三个问题。呼唤积极的父母意识父母意识往往表现于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态度中，反映在为人父母的自信性与责任感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今的父母们存在着不少认识和行为上的盲点与误区，我们应当加以深刻的反思。父母意识与家教观念的反省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做父母最大的问题是，“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父母对子女有这样一种心理优势：我生你、养你，你是我的，你得按我的要求、我的希望去做。因此，在表面上看来，父…     

要重视日常“心理气氛”

“心理气氛”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不仅能认识它、研究它,还能利用它为自己服务。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来说,最近许多青年人都爱穿牛仔裤,有些人穿着这种裤子,确实显得格外精神、洒脱,但也有一部分人的体型不适宜穿牛仔裤,却也爱去买上一条,结果穿上它反而不雅观。不妨对这部分人做一个微型社会调查,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穿牛仔裤?”其中一定有人回答:“因为别人都在穿嘛!”这句话表     

论“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

法律是阶级社会及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执行专政的职能。“一国两法”,即“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说得具体一些,即1997年和1999年以后,在香港和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基本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一国两法”排除不排除人民民主专政?“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在“一国两法”体制下人们要不要有专政意识、要什么样的专政意识?这些问题,将提到包括各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困扰人们的思想,理论界必须加以超前探讨,及时给予回答。     

哲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不仅在于它集中地考察人的文化世界,而且在于它立足文化反思进行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在我看来,理解这个问题是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的必要前提。 一、“语言学转向”与文化批判 与人们把近代西方哲学的变革称之为“认识论转向”相呼应,人们常常把现代西方哲学的变革概括为“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把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引向了现代的文比批判。 “认识论转向”是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意识的理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语言学转向“则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意识以及世界的理论…     

谈汉武帝的文采

汉武帝刘彻是集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毛泽东曾作诗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来喟叹汉武帝文采的不足。汉武帝是将汉王朝推向极盛的一代英主,他还是一位出手不凡的文学家。“略输文采”对他来说实在有失公允。有事实为证,汉武帝爱好音乐,爱好诗赋,赋写得颇有水平。其代表作被视为佳品,流传至今。他还招揽四方文士建立乐府,大规模收集民歌,为中国文学史作出了贡献,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庞德崇尚他的诗赋,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大诗人。庞德将其悼念李夫人的赋改写为诗《刘彻》。庞德的《刘彻》成为美国诗歌史上的名篇。     

“公共自信”：“公共自卑”的“天敌”

具有公共性质的自卑心理态势已成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瓶颈问题。35年前的“个体自卑”促成了改革开放,现在改革开放又造成了“公共自卑”。这种自卑心理上的螺旋式运行是否是社会的一种常态,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现实是,一方面是人际之间的交往、沟通、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私性”的认同、私欲的膨胀、私利的猖獗,进而导致了世风日下甚至人心迷乱。对国家来说,“公共自卑”是“国家意识”的一种毒瘤。既然是毒瘤,其内部就势必蕴涵有一种特别和特殊的势能。用好了,可以把“反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用不好,则容易把“正能量”转变为“反能量”。十八大报告的“自信说”不仅提出“公共自卑”管理的“公共自信”的方向、方面和方法的思路,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克服“公共自卑”的心理学上的有力武器。     

论《老子》的伦理观

老子其人其书尚无定论。这里不妨认为《老子》的某些基本思想来自春秋时期的老聃,而《老子》的成书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面对当时的社会动乱,诸子百家皆提出了自己的济世之方。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主张礼治、德治和贤治;墨家反对礼治,但也主张德治和贤治;法家则反对儒墨而主张法治。同诸家相对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在于人们的智巧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欲望太甚(“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而智、欲的根源则在于物…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