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艺术风格——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艺术风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它,探讨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李国涛同志于本刊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艺术风格》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谈了一些有益的见解,读了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艺术风格主要归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李国涛同志和其他同志。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赵英兰郭永军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集体主义再认识》一文，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文章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１）传统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人...     

也谈汉代亩产量——与高志辛同志商榷

汉代亩产量问题,前人与近人多有考证,但说法不一。《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发表的高志辛同志《汉代亩产量与钟容量考辨》(以下简称《高文》)一文,应该说是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的继续和深入。拜读之后,颇受教益。高志辛同志不拘泥于前人观点、勇于探索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对文中所考辨的汉代亩产量问题,却感证据不足,故提出商榷。     

也谈词头和词尾——与任学良同志商榷

任学良同志在他的《汉语造词法》一书中提出:“词头是词干的前加部分”,“词尾是词干的后加成分”。词头和词尾都没有词汇意义,不能作造句材料,只能作构词成分。它们有两方面的作用,即表示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也谈应该正确理解偶然性——与张文军同志商榷

张文军同志在《争呜》1991年第1期上所撰《应该正确理解偶然性》一文,就哲学界通常理解的偶然性提出了种种质疑。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诚属可贵,但遗憾的是,张文军同志提出的几个主要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试析于后。     

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也谈人性和阶级性——与王磊同志商榷

《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的王磊同志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中和文学作品中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但是很遗憾,王磊同志文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违背了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客观事实,因而也必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不准备全面地分析王磊同志文章的所有观点,只就其中主要之点谈些看法,就教于哲学界、文艺理论界的同志。     

也谈马雅可夫斯基与贺敬之——与陈守成同志商榷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有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曾吸引过我国的一些诗人,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作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的贺敬之也确实与这种影响有关。当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新诗的发展是不无补益的。但读了陈守成同志《论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影响》(见本刊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影响》)一文,反而产生了一些疑问,觉得其研究方法和对贺敬之的具体评价等尚有不尽妥当之处,现提出几点粗浅意见,就教于陈守成同志和读者。一《影响》一文是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之影响的专论,然而卒读全文,我对贺敬之到底在那些方面受到了马雅可夫斯基“最深刻的影响”,这影响对于贺敬之的创作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仍不甚了了。     

也谈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与戚鸿才同志商榷

莎士比亚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莎士比亚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这些问题是历代中外“莎评”中颇有争议的论题,也是有意义的课题。探讨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不仅对深入研究莎氏及其作品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戚鸿才同志在《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吗?》(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对苏联和国内有关论著所说莎氏“剧作达到了当时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基础”之类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并认定莎氏的“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戚文指出了莎氏作品中具有的浪漫主义因素,值得赞许,读后颇受启发。但同时又感到戚文断然把莎氏的基本倾向确定为浪漫主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仅就莎氏作品的创作方法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戚鸿才同志和广大读者。     

也谈马雅可夫斯基与贺敬之——与陈守成同志商榷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有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曾吸引过我国的一些诗人,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作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的贺敬之也确实与这种影响有关。当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新诗的发展是不无补益的。但读了陈守成同志《论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影响》(见本刊1980     

也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朱贵生等同志商榷

世界人民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今年已是四十周年了。在世界各族人民普天同庆这一伟大胜利的日子里,笔者回顾了近几年来我国学者编著的几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朱贵生等同志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专著,它突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也谈家庭的发展趋势——兼与白和平同志商榷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人曾公开主张消灭家庭,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对此,目前西方学者持两种态度并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是赞成派,如世界未来学学者爱德华就认为“没有性,没有家庭的社会可能产生真正高尚的文明”;另一派是反对派,社会学家布伦纳认为,家庭解体“这一后果,不堪设想,它会使美国社会崩溃”。我系白和平同志的《家庭的消亡》一文,正是以“赞成派”的思想为脉络,论述了家庭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相反,我     

也谈概念要明确——与吴家麟同志商榷

吴家麟同志在《概念要明确——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一文(以下简称“吴文”,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7日)中正确地指出:“主张任何真理都没有阶级性的同志,一方面把真理包括在认识、理论之类主观现象的外延之内,另一方面又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东西,因此就难于自圆其说了。”“只要谁把真理的外延包含在认识、理论的外延之内,谁就回避不了‘有的真理有阶级性’这个结论”。但遗憾的是,“吴文”并没有根据这些正确论断,遵照真理属于认识、理论范畴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得     

也谈“邓小平理论”的英译——与唐义均同志商榷

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外翻译史表明,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词语的翻译必须采用"异化"策略。文章从词语搭配和文化词语翻译的角度,分析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英译问题,并对唐义均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强调翻译政治文化词语一要准确理解,二要依据英语语言规律,创新词语搭配,创造新词或词组。     

也谈“李广难封”的原因——与高敏同志商榷

读高敏同志《“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一文(见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史学栏),颇受启发。“李广难封”的原因,诚如高文所言,既非李广诱杀降羌八百而遭“报应”,更非李广自己也怀疑的“命数不好”。但是否如高文所言,一是因为“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呢?本人未敢苟同。     

也谈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与谢桃坊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87年第6期上发表了谢桃坊同志《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文。文章旨在“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来进一步认识稼轩词的艺术特征”,很有启发意义。但文章认为,“纵观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生的社会交游和诗、文、词全部创作,便会发现他与南宋中期文化主潮的理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地说,“南宋中期文化主潮以理学诗为中介而与稼轩词发生了间接的联系,表现出以文为词的倾向。”对这一全文的中心论点,笔者不敢苟同,以下陈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浅见,以就教于谢桃坊同志和各位大方之家。     

也谈《杜十娘》的主题思想——与杨明杰同志商榷

本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发表了杨明杰老师题为《<杜十娘>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的文章。在该文中,杨明杰老师不囿于文学史家的定论,敢于标新立异,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一扫中国文学史上若干年来对于《杜十娘》一文评价的因袭学风,为我们在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大胆创新诸方面,作了新的有益的尝试。然而,提出一种新的见解或主张、阐明一个全新的论点,这不仅需要有翔实,可靠、足以支持论点的论据,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繁复庞杂,迷离扑朔的材料能够准确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点被作者所忽视。     

也谈《雷雨》的主要矛盾——与辛宪锡同志商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辛宪锡同志的《〈雷雨〉若干分歧问题探讨》一文,对《雷雨》的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等方面的八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辛文的许多观点新颖独到,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些观点很难令人信服。这里仅就《雷雨》的主要矛盾问题谈谈我们在学习中的体会,以就教于辛宪锡同志     

也谈《故乡》的主题思想——与韩立群同志商榷

《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韩立群同志的《关于小说<故乡>的几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不过,关于《故乡》主题思想的几个基本观点,我却不敢苟同。现把个人的看法提出来,希望能展开讨论,自己也受到批评指正。     

也谈司马督的官职与姓名——与宋公文同志商榷

宋公文同志的《楚史新探》是一本颇具开拓性的史学新著.作者选定“楚国宰辅即令尹”作为主攻专题,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集中的、比较的研究,跟踪的、系列的考查,其方法和途径对研究者颇有启迪.此书名之曰《新探》,确实很有新意.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中,大胆而合乎逻辑地引出自己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涤除了历史的灰尘,排除了一些传统的错误观点,使不少历史上的人和事,显露出其本来的面目.这本凝聚着作者心血的《新探》,对楚史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