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百年来党带领人民成功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历史经验的演绎构成了其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使命驱动构成了其理论逻辑;而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本色并实现长远发展的行动牵引又构成了其实践逻辑。新时代,科学把握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三重逻辑——以大历史观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总结与理论创新，是激发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重要保障，是培育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掌握历史发展动向，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推动“人的类本质解放”的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共同发展的精神指导。然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遭遇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的侵蚀与挑战，使得历史主动精神被曲解甚至被否定。由此，要从大历史观的科学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的本体价值、个体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世界价值，厘清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历史自信与历史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英雄模范与民族共同体、民族史与大历史观的关键问题，从制度自信、理论自觉、领导主动、人民主体、铸牢意识方面推进中国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意蕴、时代价值与当代建构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明确要求,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命题在于人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如何发挥历史主体作用、推动历史变革发展。其关键意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基础及唯物史观逻辑;二是在客观规律和主观目的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主体意识;三是在普遍趋势和具体国情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历史趋势;四是在政党领导和民众活动的辩证统一中建构实践力量。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历史主体自信、优化历史实践方式、加快历史发展进程,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发展。据此,历史主动精神的建构应从深化唯物史观教育、历史趋势激发、夯实“历史合力”的实践基础等方面持续用力,运用好历史主动精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     

“多元一体”的逻辑构式：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敞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场域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集体认同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亦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从历史逻辑的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生成和敞显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是一个连贯的、前后相继的历史进程。就现实逻辑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民族关系融洽与和谐,进而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基础和前提,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通过“认同谱系”（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营造一种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团结氛围。在新时代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中华民族衰落历史揭示民族复兴的应有内涵,概述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认为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都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特定历史内涵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邓小平在构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续铺了一道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桥梁。他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里程的一座丰碑。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正>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意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已作了高度概括和论述,理论界、学术界的任务应当是从实践、理论、民族和时代特色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自有其历史来源和自身演化逻辑,需按照历史发展经纬对之进行梳理,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意义的认识。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自觉

思想强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哲学自觉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土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因,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动力。既坚持主体性、历史辩证法和创造性原则,又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可以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高度。民族语言的表达和话语传播,可以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场域和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的,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民族复兴,既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又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原创性的哲学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弘扬路径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深厚的精神品质和软性优势,其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现为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的科学精神,人民至上、甘于奉献的为民精神,敢于斗争、担当有为的奋斗精神,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征程并创造百年辉煌,历史主动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先锋力量的精神武器、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动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旗帜。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领导与群众相统一、国际与国内相关联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意蕴

历史主动精神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法宝,必须继续坚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共同构成其逻辑体系的四个维度,体现为遵循唯物史观的内在原则,赓续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荣传统,反映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理性,彰显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指向。在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结构中,理论逻辑为行动先导、历史逻辑为精神基因、实践逻辑为思想武器、价值逻辑为精神旨归,建构了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系统完整的精神体系,彰显于党的历史性成就。     

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

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品格和优秀精神品质,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使命重任等方面。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彰显出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坚定站稳党性立场与人民立场相统一、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着力解决现实问题相统一的系统特征。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必将为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话语析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对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梦想的继承、对外部民族复兴榜样的借鉴、对接续民族复兴使命的体认以及对激进民主主义者“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的发展。他们使用了“中华民族”“中国民族”语词,使用了“中华民族之复活”“中国复兴”提法,并阐释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以民族解放相号召,争取“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以“创造少年中国”相激励,期盼“中国的返老还童”;以探究民族特性相倡导,希望提振国人的民族精神;以人类大同相期许,冀愿“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他们致力于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提出以革命扫除民族复兴的两大障碍,以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工业;谋划聚合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包括培植民族复兴的“中心势力”(政党)、增强民族复兴的民众势力、激扬民族复兴的青春活力、打造民族复兴的强大军力、挺立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争取民族复兴的国际外力等;确立指引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话语坚持了“五个统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解放与为人类谋大同的统一,两大历史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统...     

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所淬炼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精神密钥,同时也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法宝。历史主动精神表征于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之中,旨在洞察历史规律与把握历史大势中抓住机遇、回答时代与现实之问,推动理论创新。而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是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精神指引,也是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能真正指导中国实践的内在要义。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对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辩证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逻辑

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需要聚焦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此命题具有丰富的理论逻辑内涵。辩证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逻辑,需要深入把握五个重要方面：一是要考察此命题的提出过程,二是要在民族复兴语境中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逻辑,三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认识民族复兴逻辑,四是要辨析现代化逻辑和民族复兴逻辑的关系,五是要认识民族复兴逻辑展开的多重意蕴。     

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以《大公报》社评及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并在社会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合作事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舆论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这既是一场理论学术争鸣,亦是一种基于农村合作实践的积极回应。     

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重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基于国情、社情、世情发生新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行的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从理论传承的厚度、时代内涵的深度和世界视野的高度三重维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命题溯源、划分之匙和理念遵循,突显了理论传承的厚度;新时代的“历史标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强国方略”,赋予了时代内涵的深度;新时代“理论引领”和“中国方案”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效应,明晰了世界视野的高度。     

人——实践——历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相统一的基础上,科学地理解和解释了“人、实践、历史”各自的真实内涵,从而合理地把握和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前提、基础和本质,并自觉地形成了“人、实践、历史”相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     

略论吕振羽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观及其现实意义

20世纪 4 0年代 ,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吕振羽提出了“珍重民族文化遗产”、“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不“生吞活地继承”和“三通”的“消纳”观等一系列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观。建国后不久 ,又提出了“应特别致力去发掘和研究真正属于人民的东西”、“不排弃历史上各个统治阶级的任何珍贵的成就”和“学敌人之所长”的思想观点 ,从而使他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思想更加饱满和充实。这些思想及其观点对 2 1世纪的文化构筑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内涵,理论和历史统一是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本质,“哲学就是历史”“哲学就是政治”是历史主义本质的展开。从实践哲学是内在论哲学和自然的历史化两方面说明了实践哲学的问题域是现实历史。通过对布哈林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来确立历史主义在实践哲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历史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传播学中国化：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

“传播学中国化”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即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梳理该议题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形成对“传播学中国化”较为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接续和回应围绕其合法性和可能性引发的讨论与观点。这些论争隐含了“传播学中国化”作为在地经验的研究与西方学术霸权乃至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传播学中国化”应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场域中,首先借鉴和入乎西方理论之内,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在地经验,彰显其理论的特殊性一面,进而超越和出乎西方理论之外,在全球视野中互映中西方传播理论,在对话融通中提升中国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一面,最终实现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全球在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