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牡丹赋》与《牡丹亭》中牡丹形象的文化意蕴

舒元舆《牡丹赋》中的牡丹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中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至多是对中唐社会做局部短暂的描摹,舒赋的牡丹形象呈现更多的是舒元舆个人的风云际会以及作者大和年间的创作心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牡丹形象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牡丹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明中后期两种文化思潮的撕扯,也是汤显祖个体思想文化的塑成,传达出汤显祖对自由精神的清醒体认和终极追求。《牡丹亭》颇有争议的《圆驾》一出则是汤显祖以"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形式,完成了一位情理难谐的洞见者对一位现实社会的接受者的塑造。     

陆机《行思赋》作年考

陆机《行思赋》所作时间,学界仍有争议。今据陆机入洛时间的新成果,以赋文中的蛛丝马迹和赋文主旨,将《行思赋》的作年定于元康五年（295）。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李白《大鹏赋》系年考

《大鹏赋》是研究李白行踪的重要之作。《大鹏赋》系年历来说法不一。从李白和司马承祯的行踪与交游来看，此赋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春李白商游夔州返回江陵之后。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清末杨守敬及其《历代舆地图》考述

杨守敬作为清代地理考据的殿军,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成编订的《历代舆地图》是他一生地理考据研究的重要结晶。该图历时三十余年而成,凡三十四册（组）,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全面绘制出了我国自先秦至明朝的历代地图,对清代乃至清代以前的沿革地理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新疆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新疆赋》所涉及的新疆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民居、园艺业、物产、商贸、岁时节日、礼乐教化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卜魁城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其中《卜魁城赋》所涉及的民俗,如居住与出行、生产民俗、民风民俗、商贸民俗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黑龙江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爱情的心灵受难之旅——关于盛可以的《道德颂》

盛可以的《道德颂》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情感力作。它以向内转的视角,对现代爱情和道德的悖难境遇进行了深度探寻,试图寻找情感中道德多维的可能性。这是一次心灵的受难之旅,历经劫难以后,爱情和道德依然回归中庸,走向仁爱的宽容。     

《爱莲说》的创作地考论及其意蕴

北宋嘉六年(1046)至治平元年(1064),周敦颐任赣州通判,写下了千古名作《爱莲说》。《爱莲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著名诗人黄庭坚来赣州,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赣上食莲有感》诗。赣州市内旧有爱莲池和爱莲书院,纪念周敦颐。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因为《爱莲说》的魅力与影响,该文的创作地居然说法颇多,其实撰于赣州无疑。     

论《玉台新咏》一书的编撰者

《玉台新咏》的成书受着时代文风、政治及编撰人身份的制约。由于武帝———昭明时代文风及政治的作用,东宫不可能为《玉台新咏》提供理想的成书的背景。西府成为“宫体诗”创作、流传和编撰的另一个中心。西府后宫徐妃是编撰《玉台新咏》的第一人,徐陵作序言,由于徐妃品行极其败坏,限制了《玉台新咏》的流传和影响,而不被正史所载。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初探

《大乐赋》是中唐白行简创作的一篇淋漓尽致地描写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场合下男女性事的赋体作品,在现存先宋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唐代社会的性事开放,道教房中术的盛行,文人与歌妓、女道士的频繁交往,是此类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大乐赋》的性描写是应当扬弃的,但作品也有难得的认识价值、社会史料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笛赋》为宋玉所作说

关于《笛赋》,自南宋章樵提出怀疑以来 ,古今学者多否认其为宋玉所作 ,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 ,前人的理由均有失考之嫌 ,没有一条能作为否定宋玉作《笛赋》的力证。同时 ,从《笛赋》的内容看 ,它反映了楚国灭亡时楚人的伤痛情感 ,又鉴于游国恩先生对宋玉生年的推测 ,楚亡时宋玉为七十四岁左右 ,具备创作《笛赋》的条件。所以 ,我们认为 ,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否定宋玉作《笛赋》的情况下 ,应当认同古文献对《笛赋》的题名 ,承认《笛赋》为宋玉所作。     

《补天》:创作与毁灭的文化批判总论

《故事新编》是鲁迅在现代理性精神观照下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重新审视。其中,《补天》更是其痛苦思索的情感结晶,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质进行探寻,展示出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到了衰败的历史困境中,就在于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本性的扼杀。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

印度现代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过许多颂神的诗歌,使他获得广泛世界性声誉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宗教抒情诗,抒写了诗人对神的向往以及人神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中也创作了许多歌颂神灵的诗篇,《九歌》堪称为代表。中、印两大著名诗人都拥有世界性声誉,也都在各自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创作了大量颂神的诗篇,但两者对神的理解和态度是迥然有别的。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印两国人民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女书”与江永“女性社会”内在关系解析

明清时期推行理学、实行女性教化,原有的自由平等的女性伦理道德被官方理学替代,江永一带的女性出现了明显的性别意识,形成了封闭的女性社会。"女书"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成为这个女性社会的交流工具并具有了女性特征,其存在发展与女性社会息息相关。     

《西风颂》译本之比较分析

在大学英语专业的教学中,《西风颂》在英国文学课程和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一两个或更多的译本可以作为翻译比较依据,译者根据比较、分析和研究,可以更完美地再现原著的本来面目;从词语、句式以及形式和音韵节奏诸方面对雪莱名诗《西风颂》的三个译本进行赏析与评议,比较分析译本的异同优劣是提高学生翻译水平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