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曾经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它在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学范式,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现代主义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它的作用被有意地忽视和遮蔽了.直到9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才得以广泛深入的展开.目前可见的一些相关成果主要为文学史类型的研究,对"现代主义"这一舶来品如何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它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深刻复杂的内在关系等深层问题,尚无人详细考察.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阻碍.     

也论文学史的主体性

长久以来,文学史的主体性未得到合理认识,在片面强调治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时,文学史的主体——文学史家,无疑被压抑了。特别是近二年来,文学编年史叙事已然成为一股新潮,2其所举旗帜是尽可能地重建历史,同时竭力消解书写者的主体性介入,以求达到历史本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文学史的主体性因素常处于遮蔽之中,却是不可否定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常叙事勃兴的文化再探

文学话语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学场域与叙事潮流在当代中国各个时段都表现出微妙的制约与疏离形态,这种形态对文学话语或思潮的继起与退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自足的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批评与叙事话语中遭致批判、遮蔽和改写;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对世俗体验有了更多的精神认同,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格局被打破,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及其体验在部分期刊栏目的策划下汇成一股多重主题和叙事形态的日常叙事潮流。从社会转型与文化驱力角度来解读日常叙事的勃兴,对于把握这一写作潮流的同质性和内在差异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关系的博弈——南帆文学观简评

南帆认为文学没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本质,文学研究——无论是文学的定位、文学意义的诠释还是文学史的写作等,必须回到文学内部与外部多重文化关系的互动之中进行考察。＂关系主义＂重视将历时转化至共时的平面上予以考察,致力于揭示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关系主义＂认为没有了总体论的乌托邦之后,诸种关系的博弈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历史想象。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别意识——兼谈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战争叙事、知青叙事都趋于消沉,乡村叙事还是她们涉足的话题,都市叙事基本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主旋律,女性文学也就从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走向繁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和90年代多元文化的转型之外,女性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是摆脱不了原生的性别意识和母性思维。     

“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

黄子平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下新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作为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改造民族灵魂＂并不能敉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断层,而传统文学史分期至今仍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水浒》版本衍变考论

自<水浒>成书600余年来,版本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衍变,形成数十个系统.祖本今虽不存,但据现存明代刻本和相关载录,当可推识若干原貌.以后五次重大衍变,又同文学自身发展和书商的商业行为交织在一起,因而造成回数、情节、语言乃至主题上很大差异.理清<水浒>版本源流,对水浒学的发展乃至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化都是必要的.     

从功能翻译理论角度看赛珍珠《水浒传》的翻译

赛珍珠本着忠实反映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对《水浒传》的篇章、句子、词语等三个层面都采用了纪实翻译的策略。赛译本反映出赛珍珠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同,对保持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性有很大意义。     

《水浒传》寓意说

以往《水浒传》的主题,虽各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不尽人意处。《水浒传》实质上是作者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挽颓救弊、救世情怀的寓意式表达。这在小说的神话构思、谋篇布局、形象塑造三个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

All Men Are Brothers 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唯一译作,也是《水浒传》的首个英文全译本,历来因其对源语语言与文化特质的尊重和尽可能保留而遭受非议。而大部分批评者不是断章取义地横加指责,就是站在强调目的语文化及其价值观立场上,忽视了相异文化间的开放性和可融合性。考虑到赛珍珠希望忠实再现汉语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初衷,并将其译本与其他两个重要译本加以比较,我们可以肯定,赛珍珠的翻译实践反映了她向西方展现和阐释真实的东方的努力,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价值。诚如尼采所言,翻译是一种征服。而这种征服应是双向的、互相的,而非单向的支配与控制。在当前的后殖民语境下,《水浒传》赛珍珠译本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鉴于翻译所涉及的原著文本的特殊文化价值,尤其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展开明显的力量悬殊的较量,赛珍珠作为一名来自西方阵营的译者对西方文化进行自觉反叛的勇气与卓识,值得我们肯定和深入研究。     

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

就文本形态而言,明代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有贯穿始终的城市书写,但在内容与笔法上,则有浓淡深浅之别。当中国古代城市职能经历"城—都—市",即由军事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经济中心的演进时,明代"三大奇书"恰与这种城市职能的演替对应和暗合,如果说《三国演义》突出"城",那么《水浒传》关注"都",而《金瓶梅》则是典型的"市"小说。由此,三大奇书建构了古代文学值得注意的三种人城关系模式:城与城的对抗、人与城的对抗以及城对人的操控。因为涵括了古往今来人城关系最尖锐、最典型的三种情形:以城池为目标的政治争夺、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个体在城市中被"物化",所以,描写人与城市的冲突及其后果应是明代奇书的主题内涵之一。     

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的互动——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选材的主体性

赛珍珠选择翻译《水浒传》而非其他中国小说,虽有时代背景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她本人对《水浒传》题材和语言风格的钟爱,以及作品本身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从译者主体地位的历史演变和《水浒传》英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对赛珍珠在题材选择、内容取舍以及书名翻译等方面的主体性进行了考证,指出她这种以"他者"边缘文化挑战"自我"中心文化的主观努力,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极高的解构主义价值和跨文化对话意义。     

《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

本文针对石昌瑜《〈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一文,依据大量新发现的资料,对石文中的考证和辩解作出反驳,指出:石昌瑜文章根据不完备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沈石溪动物小说的情节艺术

沈石溪作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动物小说作家,他的动物小说情节曲折、惊险刺激,结合对比《水浒传》的写作手法,沈石溪在创作中十分善于抑扬、悬念等技法的运用,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情节制胜的美学特点。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提出,翻译研究要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来研究翻译。利用此理论,分析赛珍珠本人、美国当时的接受语境,可以解释其在翻译《水浒传》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其译本在当时的美国大受欢迎的原因。     

金圣叹、李渔文论之不同特点新探

金圣叹和李渔虽同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且都精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但两人的性格为人、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推崇悲剧,肯定《水浒传》与《西厢记》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杰作。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极力肯定喜剧创作,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皆属笑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