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超道德境界探析

儒学追求的人生境界不仅仅止于道德境域,而是超越了道德境域的一种更为宏阔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有一种完美的生活体验,从而达到了一种超然自得、与天地万物上下相融的精神状态.正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人生存状态与宇宙生成模式的整体性解释、对人内心体验的高度注重、赋予一些哲学认知范畴多重性的含义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得儒学超道德境界的出现有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析牟宗三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哲学应担负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种使命,这两种使命为哲学之两"极".然而,传统儒学推开了"终极关怀"这一"极".面对西学的大规模东渐,这一问题成为现代儒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方面,牟宗三对"终极关怀"这一"极"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一,无论就宗教之"理"来看,还是就宗教之责任来看,儒学就是宗教.其二,由于儒学不具有一般宗教之形式,且它所强调的是"天道"、"超越而内在"等,故其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     

论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与庄子的性命之情

"澄明"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词语。在心物一体的神秘境界里,获得显现的世间一切是被世界化、澄明了的事物,而不是没有灵性的生硬之物。世间万物是在心物一体之境域中舒展着,在这一境域中天与人、心与物聚集为统一的空间,海德格尔将这境域称之为澄明。庄子的"性命之情"与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有着共通之处。庄子之性命之情,指的是人素朴真纯的自然本性和原初天性,是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融通会合的诗意情境。     

试论宋明理学家的圣贤境界

宋明理学家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和对心性义理之学的追求,创立了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将儒家哲学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形态,使得中国哲学的境界学说得以充分的展现.本文试图将宋明理学家有关圣贤境界的追求特别是如何成就圣贤的问题进行论述,来再现他们的生命境界.     

儒学伦理传统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从"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使命四个方面简单阐述了儒学伦理传统的核心价值,并认为儒学伦理传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源泉和根基。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建构对内足以形成一种凝聚力,对外足以形成一种吸引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     

论"天人合一"与中国文化的道德特征和艺术特征

"天人合一"是由人的内心体验而来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儒家认为天人合"德",把"天人合一"视为一种道德境界,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本质上是天人合"艺",是一种艺术境界.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观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鲜明的道德特征和艺术特征.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践仁以知天:牟宗三新儒学审美的道德进路

牟宗三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他认为"分别说"的美,是人的"妙慧静观中直感于气化光彩的自在闲适的愉悦",虽能使人自在洒脱,但因"无道德之提起",终非本真之美,它很容易使人耽溺消极,有极大弊害。他强调道德主体的根源性和基础性,认为道德主体就是人的审美主体,只有挺立起人的道德生命主体,"践仁以知天",才会达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进入真善美"合一"状态的美,这才是最为本真的美和最高的审美境界。从美的"分别说"到"合一说",牟宗三揭示了一种极具儒学色彩的个人审美的道德进路。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儒学的伦理-非伦理"悖论"与人的全面发展

儒学是以性善论为滥殇,片面凸现人格系统中的伦理因素,偏重于从伦理视角进行理想人格设计,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强调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等道德价值,从而被赋予伦理主义乃至泛伦理主义特质。儒学也将非伦理因素视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强调人的智、志、美在人格结构中的地位,它所推崇的圣贤人格也具有非伦理品格,因而它也注意到了人的非道德品性、修养和境界。儒学的伦理—非伦理"悖论"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它过于偏重于人的道德层面,也会压抑人多方面才能和个性的展现,不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     

现代新儒学沟通直觉与实践的两种进路——以冯友兰与牟宗三为例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沟通直觉与实践有多重理论进路.在现代新儒学内部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即冯友兰与牟宗三所分别代表的"理学"进路和"心学"进路.前者主要在理智解悟的层面来理解直觉境界与实践工夫的关系问题,因此其实质上是取消了"实践"的问题.后者则强调直觉与实践的内在性联系.将实践工夫作为一个环节纳入到直觉中,因此直觉境界不是理智的解悟,而是真实的呈现.对于直觉与实践关系的沟通而言."心学"进路要比"理学"进路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的本真精神.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时"实践"范畴的理解过于狭隘,仅局限在道德实践的层面,而未能上升至马克思的感性实践层面.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既呈现出忧患意识,又包含有乐感精神,其实应该用"忧乐圆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动儒家哲学化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过程中,其出发点就是一种兼容忧乐的情怀。宋代士大夫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宋儒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他们还进一步对《四书》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超越精神的内圣之道和天人一体的性理之学。     

论李滉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扬弃

"敬"是儒学达到道德理想人格"圣人"之境界的重要修养功夫。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程朱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环节,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朝鲜的李退溪不仅全面接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主敬"之说,而且以"敬"来构筑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     

天地境界——杜诗中的人伦、人道、人格

本文从人性角度切入,重评杜甫与儒学之间关系。杜甫取儒学的人道精神,又借重道家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之追求,形成自家具有个性的人文关怀,在实践中以己饥己溺之亲历去亲证"一国之心",由是在现实的人伦之际保留"真我",进入既有道德又超越道德的"天地境界"。杜之真性情使其能"以我为诗",推动诗歌创作从题材到形式的新变。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它将人际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人际伦常秩序,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程朱理学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性道德)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一面,也有以绝对道德主义(宗教性道德)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一面。程朱理学完全可与康德的德道哲学相媲美,它构筑了可与天地比肩的人类伟大尊严,追求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最富有思辨性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儒学儒教一体论

儒学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宗教。儒学与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从其学的方面,儒学丰富和锻炼了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形成了中国的主流哲学。从其教的方面,儒教对普通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道德上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今天对儒学的继承,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形成儒学的道德金律。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后新儒学”对传统儒学实践观的省察

通过对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哲学的反思,"后新儒学"认为当今儒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实践观的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内缩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形而上的探求,主要偏向于道德的维度。"后新儒学"融摄马克思主义和船山哲学,提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总归的新的实践观,此种实践观旨在克服儒家传统实践观的缺陷,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心灵与境界——朱熹哲学再探讨

文章认为,朱熹哲学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心灵境界说;朱熹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就是心灵境界问题.朱熹的心灵学说,以“心与理一”,“浑然一体”为最高境界,其中既有真理境界(诚),又有道德境界(仁),还有审美境界(乐).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是自我超越;同时,朱熹又提出向外穷理的方法,作为心理合一境界的重要步骤.文章还对当代新儒家的有关论述作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