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作为诸多实用主义形式的一种,它的形成是建立在整个实用主义不断地否定、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真理观"也会因为与其他形式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而存在着差异。相比之下,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似乎能够更好地面对各种对实用主义的异议,为实用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然而这种"真理观"同样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打破了命题导向的实用主义真理的确定性,却又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通过普遍性来寻求另一种形式的真理的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讲,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似乎并没有摆脱对确定性的寻求,它只是在普遍中建立一条比较适用的准则,因此它的"真理性"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如果在传统形而上学之外再无"真理"可言,那么,方法论的实用主义的"真理"便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了。     

论罗蒂对传统真理观的批评

近代哲学转向了认识论,在真理观上认为理性是保证自我与外部世界符合的的东西,要获得真理必须遵循合理性标准。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理性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理性,合理性标准也不能绝对保证知识的客观性,相反还有可能导致同一性逻辑和技术统治。但罗蒂并不主张取消理性,而是主张对理性弱化,认为理性只是一种命题态度和对知识共同体成员伦理性的要求,这同时反映罗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直理是体现协同性并非追求客观性的东西,它是不断证明与重新编织的信念系统,它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浅探

真理观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出现了符合论、融贯论、实用主义论、语义论和多余论等真理观,其中符合论真理观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     

立足真理 肯定价值——论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积极因素

实用主义是19世纪以来在美国本土产生的哲学思潮,以行动求生存,以效果定优劣,以进取求发展,这是实用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积极内容。当然,实用主义所倡导的价值准则是立足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对此,实用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始终受到来自各方的不同误解,这阻碍了对其合理部分的吸收和采纳,因此,从实用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内在联系进行详尽的论证,从而肯定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积极因素。     

简评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詹姆士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在反对传统真理观的斗争中产生的,它不是从认识的形成过程,而是从认识的实现过程来阐释真理,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能够证实、生效和使人成功的过程,这里有合理的因素。詹姆士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失足之处在于其把真理的价值性和客观性相割裂,并用前者取代后者。     

实用主义真理观与张东荪

谈到早期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位不应被人们忽视的人物，他就是张东荪。张东荪可能是我国最早接触实用主义的人；他对实用主义的传播侧重于真理论，他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实用主义真理论的主旨，指出了实用主义的三个方面：其中真理论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真理论引申的一种态度，本体论则只是真理论的伸延补足。张东荪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传播有较高价值，但其影响远不如胡适的实验主义，其原因值得深思，我们也可从他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阐释与误读中得到的某些启示     

实用主义的演变及其基本要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用主义有很多的误解。本文从实用主义的缘起和演变,它与传统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区别,作为澄清意义的方法以及实用主义真理观来阐述实用主义,表明实用主义的思想价值。     

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人物评介(三)——西德尼·胡克的实用主义思想

实用主义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一,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动哲学。实用主义属于实证论思潮,它宣扬经验是唯一的存在,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出经验界限之外,实用主义将认识和行为,真理和效用、真理和真理的检验标准混为一谈,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实用主义自称是一门科     

当代实用主义的再批判

本文从实用主义的理论发展出发 ,认为传统实用主义和当代实用主义都具有在认识活动中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和回避或者歪曲真理的错误倾向 ,当代实用主义经过语言哲学转向的洗礼 ,对逻辑、语言以及科学史的哲学分析细致入微 ,不乏在微观认识论中的求实态度 ,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回避真理、歪曲真理的实质。当代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批判     

实用主义真理观与“人权高于主权”论

实用主义真理观重视“在后的效果”和把真理看作是经验或观念之间的联结 ,必然导致唯心主义。但这一理论却内化为美国人的价值观念 ,成为美国的精神支柱。“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论断就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典型表现 ,他们把“人权”实用化、抽象化 ,并把它置于“主权”之上 ,完成“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论证 ,从而使之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     

数学真理:从神性化的形而上学到人性化的文化构建--兼评M.克莱因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

古希腊数学赋予数学强烈浓郁的逻辑与理性色彩,随着柏拉图主义与基督神学的结合,在西方文化中,数学真理便成为绝对性、确定性和永恒性真理的典范,形而上学哲学的坚实根基之一.19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逐渐形成瓦解神性化形而上学数学真理的知识力量,一场深刻持久的数学真理观念变革拉开了序幕.数学真理洋溢着人性化的光芒,它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构建.     

有关实践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确立实践是真理检验的标准要求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实践本身的标准问题,即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问题.合理的实践不单是结果合于目的,还应是实践系统的整体合理.合理即要合规律、规范,合目的、需要,合功利、效率等,各要素最终统一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符合美的崇高尺度.衡量实践合理性的价值标准本身也不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而应在真理发展的基础上丰富、完善,以最终实现合理与真理的统一.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庄子与柏拉图的真实观比较——庄子诗性真实的现代意义

庄子关于真实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真性＂、＂真知＂和＂真人＂这三个层面;而柏拉图的真实观则可以从感性真实、理性真实和神性真实三种维度来理解。文章通过比较他们的真实观,指出柏拉图的真实观在有助于推动科学思维的同时,也为主客二分等一系列问题埋下隐患;而庄子的真实观尽管于理性认知方面存在相对缺失,但其特有的诗性气质,将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科技至上、工具理性以及心灵空虚等。     

西方诗学中理性主义的概念及其两种基本类型

西方诗学中的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以理性为最高的人生价值尺度，用是否具有真理和知识，是否有利于培育人的道德来衡量诗的价值。极端的理性主义认定理性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而且只有哲学所运用的概念分析、逻辑判断的推理方法才是理性的；诗既不能给人真理，又煽动和滋养人的情感，摧毁理性，不利于国家与人生。温和的理性主义则从一种宽泛意义上理解理性、真理和知识，认为诗既蕴涵普遍性的真理，又能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既能给人娱乐，又能给人教益。     

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上重建新理性精神

对新理性精神的探索,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理性主义的观点,而是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对理性赋予新的含义。它力图证明,传统理性主义的基石虽然“坍塌”了,但理性依然屹立着,理性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根据。新理性主义便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上所理解的一种新理性。     

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一

文章通过梳理理性的发展史,认为对理性要全面把握,它既包括求真向度,又包括由价值到实践理性的人本向度。社会主义是理性的伟业,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科学性的历史必然性和人道性的价值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真理检验和价值评价

真理和价值之间是一种实践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实践既检验真理的科学性也检验真理的价值性。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只有引入价值评价,才能衡量实践的成败,从而证实指导实践的认识的真理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     

朱熹文章学及其理学特点

朱熹的文章学是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结构论、行文论、文章风格论与文道观等几个方面组成。受其理学家身份的影响,他的文章学与古文家的理论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作家修养与心性论相联系,强调作家只有通过心性涵养来提高自己修养,才能创作出平易自然之文;二是为了文章所言之义理切于日用,强调创作平易自然的文章;三是将明理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根于义理而创作的文章必然词气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