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和神鬼论新探

一、孔子的天命观是唯物主义的要弄清孔子的天命观,必须弄清孔子是否把天视为神?《论语·八佾》说:“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以译为:“王孙贾问道:‘与其好好地祭屋里西南角神,宁可好好地祭灶神,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不对,冒犯了天,不必祈祷什么神了。”王孙贾与孔子的这一问一答,说明了两点:(1)孔子认为神对天无能为力;(2)孔子没有把天视为神。《墨子·公孟》说:“儒     

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

<正> 孔子在人类文化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上的精神财富。中国之有孔子,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一)哲学思想天道观是先秦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殷周以来传统的天道观认为天是具有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他是主宰一切的。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传统观念,如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以下只注篇名)“畏天命”。(《尧曰》)但这并不代表孔子天道观的特点。孔子对鬼神和命的态度,反映出他的思想特征。孔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孔子人性论试析

<正> 《论语·阳货》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和习染才相远了。孔子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说孔子“不承认道德观念来自环境的影响”,“排斥环境的影响以保持或恢复天生的‘善性’”,“是为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的。”(见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论语〉批注》第384——385页)这种批判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歪曲的。孔子所说“性相近,习相远”,“相近”不是相同,而是承认有不大的差别;但“习相远”则就承认环境对人性差别的影响是巨大的了。     

论孔子的“无为”思想

<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也论“季氏八佾舞于庭”

《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是孔子对作为大夫的季氏动用天子舞乐的批评。传统意见认为“季氏八佾舞于庭”是违背周礼的僭越行为。近年有研究者提出异议,认为“季氏八佾舞于庭”是“维护周礼的表现”。因此,引起争论。本文认为,传统说法和新解是甲说此而乙谈彼,并不构成矛盾,但具体到《论语·八佾》中孔子所批评的“季氏八佾舞于庭”,则以旧说为是。旧说认为,季氏将八佾舞“于其家庙舞之”,所以认为是违背周礼的僭越行为。汉马融注《论语》本句说:“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     

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荀子哲学

如果说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第一个圆圈的先秦诸子哲学自然也把天人关系作为自己讨论的基本命题。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讨论荀子哲学时,有的同志认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个中心问题,就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与人关系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还是无意志的自然,而不是‘天人合一’论与‘天人相分’论之争的问题。”有的同志则明确指出荀子反对‘天人合一”,是以“天人相分”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我认为既不是“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也不是天是否有意志,更不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荀子天人观甚而至于整个哲学体系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出发点,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思想为核心主题,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的能动的天人合一观,他的自然观、认识论、礼乐论和人性论都是围绕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轴心展开的。     

浅谈孔子所说的“天”和“故艺”的“艺”──兼论孔子、子夏与商鞅对科技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天”是什么？我们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已作了科学的扼要的解释。他１９３５年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指出：“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这引起人们重视与吸取，使人们认识孔子比国外任何科学家和任何名人都先知“天”是“自然”，更懂得“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提高中国的国际性声誉，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译为：“天怎么解释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怎么解释呢？”“天何言哉”的“言”与《论语·子罕》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吕绍纲在《孔子研究》86年第四期发表了题目为《孔子不是有神论者》文章,认为孔子是无神论者。作者引证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认为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     

孔子“三十而立”非“立于办教育”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一文,对孔子自称“三十而立”,作了新的解释。文章中写道:“所谓‘三十而立’,实际上也就是立于办教育,经过几年的摸索,大概到了三十岁左右,才终于拓通了私人讲学的道路。”(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将“三十而立”之“立”,解作“立于办教育”,虽乃创新,但实颇有违于孔子本意。因为孔子曾以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克己复礼”辨正

“克己复礼”的“复”字,现在,一般都解作“复辟”、“恢复”,“礼”即“周礼”,因此,“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复辟(或恢复)周礼。“四人帮”把“克己复礼”判为孔子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自不必说,就是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要求人们从各方面恢复或遵守‘周礼’”,甚至断言,“无论哪派研究者,恐怕很难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     

《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孟子》中的“民”究竟是指哪一类人,前几年“四人帮”搞批儒评法时,很多人认为是指沦于庶民的奴隶主贵族,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有坚持这种看法的,认为“孟子所谓的‘民’一般地说并不是指劳动人民,而是指已经失去统治地位而降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孟子所同情,并为之辩护的‘民’正是这种‘庶族’之‘民’。”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妥当的。现就《孟子》中涉及到民的主要章节逐次论述。     

“吾道一以贯之”新释

<正> 《论语》有这样一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吾道一以贯之”一共只有六个字,但这是研究孔子思想一条重要的资料,我们准确理解它,有助于准确把握和分析孔子思想体系特点及其实质.曾参以“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末了还来个“而已矣”,就是说,没有留下半点余地,“夫子之道”全在其中;后人以曾参是孔子的高足,他的概括似已成为千古不易之论.但是,曾参概括得对不对?曾参说话时孔子本人已不在场,未见表态.但从孔子有关的思想看来,曾参的这一概括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吾道一以贯之”实际包括两个问题,一是“道”,一是“一以贯之”,从孔子说话的口气看,似是在对方对“吾道”有个大体了解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一以贯之”,着眼点不是“道”是什么,而是“道”的如何.但曾参对孔子所着重强调的却没有任何解释.为了探究“吾道一以贯之”的真实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和曾参所说的“忠恕”分别作一点考察,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再看看“吾道一以贯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论语》天命观辨要

<正> 《论语》一书中颇多有关天命的记叙与论述,而旦往往与哲理、政事、礼制、立身等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直至书的末章记道,“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把“知命”与孔子一向认为立身成人(而且是为君子)的重要条件“知礼”、“知言”并列,且置之首位,足见其在孔子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