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风格新论

费秉勋同志在《杜鹏程风格新论》一文中,不同意以往研究者们关于杜鹏程的艺术风格是“哲理和诗情的结合”的论断,他认为这个论断不但没有抓住反而掩盖了杜鹏程艺术风格的根本,似乎作家特别注重主观。文章认为杜鹏程艺术风格最本质的特征是正面显示生活主干的坚实严峻性,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尊重、熟悉、关切中形成的。他的思考和抒情是现实主义的,是受着生活制约的。     

论杜鹏程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

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杜鹏程的研究多属单一作品的评论,而新时期已进入了对作家与作品的整体的、综合的、多剖面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杜鹏程所创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初步的整体的剖视。作家所创作的众多人物形象各有其面,不应该雷同;但是,他们毕竟来自同一个特殊的加工厂,互相之间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从总体上考察作家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系的审美特色。从宏观亦即从广度上去探究作家人物形象的总体,放大了视     

杜鹏程与《讲话》

本文以具体事实论述了《讲话》对杜鹏程思想、创作的影响。杜鹏程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主要是《讲话》精神哺育的结果。     

杜鹏程与鲁迅

杜鹏程与鲁迅,没有任何交往。1924年7月,鲁迅到陕西讲学,他当时3周岁;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他当时也不过15周岁。此时的杜鹏程未曾到过西安,更未曾到过上海、北京,而鲁迅生前也不曾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他这样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是两代人,甚或是三代人。但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其思想和著作     

杜鹏程短篇小说初探

杜鹏程同志的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和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一样,是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很大成就和独具风格的作品。杜鹏程同志说:“以短篇小说来说,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最早接触的是它;为了能较好地掌握这种形式,也曾作过多方面的思考、钻研和种种尝试”。研究杜鹏程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对于探讨他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进展述要——2009年发展报告

200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研究现状述评、创作态势综述、理论批评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本质属性诸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英雄史诗和地域文学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族别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体,32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均得到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考察和研究,展现出年度进展和收获。作家作品、三大史诗、民间文学总体探索和多民族文学理论审视等领域将会得到新的深入和推进。     

在地域空间中探寻文化印证——评朱双一《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

朱双一的<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是研究两岸文学和文化渊源的重要成果,著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建构了一个地域、民性、文学的三维空间,把台湾文学的地域研究纳入到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在地域、民性、文学之间的互动磨合中发现台湾的文学地景.该著辨析台湾文学由其边缘位置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共通性和台湾在地性,并宏观把握大陆赴台作家的群体特征,求证出他们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该著从地域空间中探寻台湾文学的中华文化印证,颇有可论之处.     

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1986—1996郁达夫创作研究述评──纪念郁达天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报告

1985年，北京、富阳两地举行了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对郁达夫一生及其创作个性作了应有的评价，确认了郁达夫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作家”[1]的历史地位与文学地位．无疑，这为新一轮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同年出现的文学方法草新的浪潮，推动了文学史研究实出文学本身特点、作家研究突出作家自身主体地位的发展，又给郁达夫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合文学本质、效用的理论视角契合点．之后，《郁达夫研究通讯》刊行，不仅为研究者交流了信息，而且为部分学者、后起之秀提供了“自己的园地…     

从政治到人性: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述视角的流变

伴随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性转变,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整体面貌和创作也发生剧变。从叙述视角上来看,十七年到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始终以政治视角为主,作家对叙述视角的确立更多地是出于表达文学立场、创作思想和政治诉求的考虑,极少出于对文学形式、技巧、审美价值做出思考。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进入新的创作阶段,其中叙述视角从政治化的外部视角向个人化的人性、心灵的内部转移成为这一创作阶段转型的重要标志。叙述视角的选择和确定意味着作家创作立场的选择和确定。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视角从十七年、新时期及至90年代持续至今的转变,从政治视角到人性视角,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标志着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反思的深化。     

五四前后文学翻译对冰心早期创作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翻译高潮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改变了彼时作家的创作轨迹。冰心作为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代表作家,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学气质,但时代涌动的翻译热潮又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审视社会和自我的视角,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对冰心早期创作的思想观念、表现方法、语言应用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冰心五四时期的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成为研究翻译参与文学建构的上佳样本。     

论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

姚斯的接受美学将读者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在接受的过程中,读者以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作出选择,随着水平的提高,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被打破或拓展,从而形成新的“期待视野”,这种提高或扩展了的“期待视野”又对文学提出新的要求。反馈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作家便会努力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不断创作出具有新意的作品以期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从而构成了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     

“一代辞宗”的全面深入研究──读《沈约研究》

与中国古代的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研究相比，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显得较为冷落。除陶渊明、谢灵运外，其他作家的研究往往显得零打碎敲，难成系统。即使有“一代辞宗”之誉的沈约，人们对他的研究与评价也往往与“永明体”、“声律论”联系在一起，只论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很难将一个作家的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研究推向深入。林家骊先生根据其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３７万言《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１版），却是近年来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魏晋南北朝作家的专著。王运熙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就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     

文学研究的知识对象分析

在文学研究中,其知识对象的特征往往被忽略了.文学研究对象首先具有设定性,文学本身就是人创造的,而且对于文学的看待和理解也是人自身的规定,这样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不是一个本然的存在,而是人所规定的存在,人以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它才可能以什么面貌呈现;文学研究对象其次具有游移性,文学研究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始终是游移不定的,这种变化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学创作与阅读中自觉地进行变革,二是文学研究角度的变化,三是和文学有关的技术领域的变化,它使得文学的创作或者人们看待文学时采用的手段发生变化;文学研究对象还具有功能性,文学研究中文学在发生变化,研究文学的视角、方法在变化,对于文学提问的方式和方面也在发生变化,这样,新的对文学的思考和看法就会对文学的下一步的认知,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出实际的效果,这效果就是功能性的.我们研究文学,不是一步步地逼近到一个最终的答案,而是通过研究看到了文学的多方面的面貌,而新的面貌的出现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的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以后创作新的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论革命战争文学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与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作家的文学价值取向趋向一元,而且极大地制导着创作主体的思维意识,使之呈现出特有的思维模式。剖析红色理性对创作主体思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论高视角的一般特征——小说叙事理论漫笔之一

小说视角(亦称叙事观点),在国外文学界很受小说研究者的重视,近些年来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并开展了初步的研究。目前,国外研究者对小说视角的分类各有不同,或分为内视和外视,或分为远视和近视,或分为全知、次知,旁知、主知。我认为,小说视角既然是指作家叙述生活的特殊角度,理所当然要由作家在叙述时所处的特定时空位置来分类。正是这种特定位置——视点,决定了作家与所叙述的生活世界的特殊角度。鉴于这种理解,我愿意把视角分为高、平、内三种。本文仅仅对高视角的一般特征进行一些粗浅的探究,余者将另著专文探讨。     

论鲁迅小说创作的走向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过,他开始创作《狂人日记》等小说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在以后《彷徨》的创作中,则“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加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多年来,在普遍地接受了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这一见解的基础上,有的研究者还作了某些发挥,例如王瑶先生在(《论鲁迅     

“穷而后工”论

“穷而后工”论樊德三“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作家的痛苦经历能使其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并体现在创作上。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这一思想，从司马迁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明确提出...     

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反思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于其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的讨论日益增多。与二十多年前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相比,人工智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挑战堪称一次新的“文学终结论”,它直接关涉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本质和地位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持两种不同态度,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事实上,讨论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问题应该摒弃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重新回归到对文学创作论的反思上来。传统文论将创作主体视为作者情感思想的表达和语言能力的呈现,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为理解创作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从创作原理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准主体”性;从审美意蕴角度看,人工智能揭示出审美的公共性问题,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带来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