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孔雀胆》和《奥赛罗》戏剧性比较

戏剧性是戏剧文学的本质特征 ,也是衡量其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郭沫若的《孔雀胆》和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作为二人悲剧艺术成就方面的代表作 ,具有鲜明的共性 ,这就是戏剧性纯熟饱满。其内涵主要包括 :典型生动的性格刻画 ,多样剧烈的矛盾冲突 ,快速紧张的剧情发展。从这两剧中 ,我们可以窥见郭氏和莎氏所有悲剧作品戏剧性的奥秘     

《建筑师》的人物象征及其悲剧意蕴

易卜生重返挪威后的第一部剧作《建筑师》是其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之一，整部戏剧以主人公索尔尼斯为中心，在爱情和事业两个层面上搭建起两组人物象征结构，其中蕴含着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在两重悲剧背后深藏着文本的第三重悲剧，即对成功之代价的悲观思考。     

“追溯式”结构三部曲——从《俄狄浦斯王》到《雷雨》

"追溯式"是戏剧创作的一种手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中国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在自己戏剧创作中成功地运用过这一手法,并使其成为自己戏剧艺术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剧作《俄狄浦斯王》、《群鬼》和《雷雨》堪称是这一手法的典范性作品,可看作中外戏剧文学历程中"追溯式"结构的三部曲。     

《离骚》的悲剧精神

诗人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离骚》,则是他悲剧生涯和悲剧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罕有伦媲的伟大悲剧抒情诗。《离骚》的悲剧特质,早就为人注意。司马迁读之,曾呜咽慨涕,“悲其志”①。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②,乃强调要把《离骚》当作悲剧作品来欣赏“妙悟”。外国学者也把《离骚》、《九章》等直名为“中国的悲歌”③。因此,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欣赏、研讨《离骚》,则更有利于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论奥尼尔的《悲悼》与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的审美差异

尤金.奥尼尔依照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的模式创作了戏剧《悲悼》,两者在情节、冲突以及某些技巧上都有近似之处,但两部戏剧的审美效果却大相径庭。文中着重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戏剧理论等视角研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从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

西方美学一般把审美意识区分为优美与崇高两类，古罗马时代的希腊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早已勾勒了崇高之不同于优美的基本特征。本文作者受朗吉努斯著作的启发。对屈原的《离骚》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离骚》不是一般的优美所可以概括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之美，文章最后强调，崇高在西方源于希伯莱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其思想根源，《离骚》的崇高与屈原所遭遇的忧患也有密切联系。作者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忧患意识，能在文坛上出现像《离骚》一样崇高宏伟的诗篇。     

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浮士德》求索精神比较

《离骚》与《浮士德》虽然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但两者存在可比性。从时代背景来看,《离骚》吸收了战国士文化的精神;《浮士德》虽然不是典型的狂飚突进时代作品,但歌德仍然将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带进了《浮士德》。从作品精神来看,《离骚》主人公用九死未悔、体解未变的精神来追求美政理想;《浮士德》则执著地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在求索形式上,《离骚》采用了上叩天阍、下求佚女的追求方式;《浮士德》则让主人公出入天人古今,在神魔幻境中展开热烈浪漫的追求。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试论《离骚》中的多元文化影响

《离骚》是时代的产物，是楚文化的产物，但更深入一层看，它是整部上古文化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四方百族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结果。东南西北各方文化在楚国这块土地上碰撞、融化，造就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也造就了《离骚》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色彩。反言之，《离骚》也映证了华夏上古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     

《推销员之死》悲剧效果强化之源

《推销员之死》被许多人解读成美国梦的破灭，或被解读成犹太性的异化，还有人认为《推销员之死》是反映小人物的悲剧人生。但无论从任何方面解读，《推销员之死》带给人的震撼是共同的，它那悲剧史诗般的地位，证明了它在美国现代戏剧和现代社会学上无可替代的作用。《推销员之死》的成功是悲剧的极大成功，其悲剧效果的浓郁是几个方面共同推进的。文章从隐喻、美国梦时代、人性等三个方面来探寻《推销员之死》强烈悲剧效果的缘由。     

浅析《离骚》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

《离骚》发展了《诗经》“比兴”手法,“比”、“兴”合二为一,融合诗人主体情感和品格,形成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情趣的象征性意象系统。《离骚》“比”、“兴”合流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试论《离骚》中的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这一诗学主张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它不仅仅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也常常用来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用这一诗学观点来反观屈原，我们就会发现，在《离骚》中表现出的企慕情境就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离骚》构架的“主峰”探析

《离骚》是一首涵量极其丰富的长篇抒情诗。曾国藩与友人论文说过：“万山旁薄，必有主峰。”《离骚》建构的主峰是什么？本文认为：屈原实现美政的崇高理想，已绝望于楚国，自然把眼光投向别国；然而他对宗国的深厚感情又使他难以去国，这一矛盾冲突把屈原推向了极端烦乱和痛苦的深渊，也构成了《离骚》的主峰。全诗便围绕这一主峰而展开、而进行、而终结     

论《雷雨》故事与结构的经典性

《雷雨》既是中国话剧文学最富盛名的经典作品,又是演出场次最多具有最长久的舞台生命力的话剧艺术精品。同时,《雷雨》也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又是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和审美意蕴的中国话剧之标杆。《雷雨》的经典性主要体现在:经典的戏剧故事、精巧的结构艺术、深邃的人性内涵、强烈的悲剧精神,及独特的语言魅力。《雷雨》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戏剧故事和结构艺术的经典性。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推销员之死》与传统悲剧之比较

阿瑟·密勒创作的悲剧《推销员之死》与传统的悲剧在题材、主人公、和语体方面截然不同 ,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存在这些差异 ,《推销员之死》在主题、戏剧结构、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等方面继承了古典悲剧的传统。通过对《推销员之死》与传统悲剧在上述几方面的比较 ,可以探讨其成功的原因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许三观卖血记》:先锋漫游后的真正民间回归

现代戏剧大师曹禺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易卜生又被称作“挪威的索福克勒斯”。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曹禺的《雷雨》，来揭示两剧在人物性格和悲剧精神方面的共通之处；同时亦尝试从人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悲剧主题的多重内涵，尤其是悲剧人物和命运的；中突与抗争，以及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苦苦挣扎给他们带来的困惑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