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美日关系的第三方因素分析

美日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对其同盟关系的稳固与否存在着一定影响。美日两国一直在谋求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而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力量的崛起而发生着急速变化,这就使美日关系不得不因为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两国借此加强合作,或是由此疏远,亦或相互抗衡。中国对美日同盟有加强或离心的作用,俄罗斯对美日关系也有牵制和弱化的影响。在未来,美日关系仍将以强化趋势为主,而不是将其终结。第三方因素将延续美日同盟的存在,并与美日同盟协调并存。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国家,自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机遇与风险并存,在美日关系中,需要选择更能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发展全方位外交。     

论中国的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

在全面分析中国加入亚太经济一体化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加入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略谈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

战前美日殖民角逐是60-80年代中期亚太经济中美日竞争的历史根源，战后美日和亚太经济迅速发展的某些结果是其现实原因；该时期是两国激烈竞争的典型期，日本在贸易、投资和经援三方面赶超美国而占先；经济实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比较优势的发挥和经营策略是决定竞争结局的主要因素。     

亚太经济合作与我国的参与战略

进入８０年代亚太经济合作的态势日益加强，这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了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及动因，分析了这一合作的现实基础。并就我国的参与战略进行了探讨。     

世界经济中的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历史视角的国际比较

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增加国民福利为目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各种政策手段因经济周期的作用也被循环使用.本文通过对世界各国在不同阶段所采用的贸易战略与政策的对比研究,揭示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利益、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内在联系,指出应根据中国现阶段国家利益与经济发展水平来正确选择适合的贸易战略与政策,以促进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系统分析

2003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否则将对中国产品普遍征收27.5%的进口关税。显然,目前基于竞争性秩序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270万人的失业,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或是扩张性的战略贸易政策,无疑又会对中国造成损害。基于结构性增长理论的结构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基于中美合作的非零和博弈的贸易政策,是共赢的、最完美的政策方案。     

我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的量化分解与评估

由于国际分工的影响,我国成为一个工业品生产与出口大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主要是由经济内部失衡导致的,包括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投资过热等。因而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因素为：我国的消费（C）和投资（I）和储蓄投资差额（SI）。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考虑的话,汇率因素无疑也会对外部失衡造成影响。     

美日贸易逆差: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

自 8 0年代以来 ,美日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巨额逆差并非两国国际竞争力对比的结果 ,也非对外贸易政策的不同所导致。两国企业经营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差异是美日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背景错综复杂,除开政治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的外贸出口结构以及中美贸易失衡.本文从中美贸易的特点着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从而反驳了汇率决定论的错误观点,继而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真实原因,最后站在中国的角度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建议.     

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思路"及其启示

保罗·克鲁格曼的战略贸易理论是对近20年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内出现的不完全竞争问题的研究,因此,对当前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重点分析保罗·克鲁格曼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认为国家保护民族产业,应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关于影响中美关系诸因素的分析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海公报》签署30年来,中美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了解阻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文章对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四个主要因素作了简要分析。     

亚太经济中美日“蜜月”初探

美日“蜜月”的表现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呵护;日本对美国亚太经济政策的追随;合谋共享东亚市场;双边关系上的互利互让。“蜜月”的原因为“城下之盟”的结果;战略上的互需;经济上强烈的互补性。“蜜月”的特点是深浓的政治、军事色彩和地位的不平等性。     

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美国因素

伊拉克战争确证了国际格局中美国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从表面上说 ,美国因为“9·11事件”和反恐怖主义需要而战略内向收缩 ,但就更深层次而言 ,恰恰是二者促成了美国后冷战时代一种外向扩张型国际秩序观、安全观与外交战略的形成     

从美国重返东南亚管窥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窥测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东南亚处于亚太矛盾的聚合点,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时有变化,但有较强的连贯性。     

论1941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判的反应

美国政府于1941年曾与日本进行8个月的秘密谈判,试图对日本作出局部让步,以缓和太平洋局势,避免美日战争发生。此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美日妥协一旦形成,将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美日谈判开始不久,中国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表示反对,中国报界也迅速予以严厉批评和谴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曾已决定对日妥协,中国政府和报界予以强烈反对和严正警告,成功阻止美国与日本妥协计划的实现。     

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因素论

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和外交战略层面的意义。交替出现的各种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当中美政治关系好转时,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加强;当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激烈时,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凸显。当积极的经济因素占主导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便会一帆风顺;当消极经济因素出现时,中美经贸摩擦便会明显增多。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冷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适

冷战后,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下,美国把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作为其在东南亚的外交重点.随着东南亚区域重要性的提升和区域主义进程的深化,美国开始酝酿并着手制定对东南亚的长期外交战略: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以保障其区域利益安全;在巩固和加强现有区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和双边关系;积极参与东南亚的区域主义进程并通过各种机制和合作方式影响这一进程;警惕和防止其他力量对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利益构成威胁.通过这些战略,美国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建构符合美国意愿的秩序,维护并实现其利益.     

对美日亚太新战略的思考

日本国会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等 ,是日本为强化日美军事合作 ,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已引起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忧虑不安 ,我们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惕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美国反倾销法的历史与现实

美国反倾销法诞生之后,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均同美国国内贸易保护的需求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当代,更是成为美国进口管制的主要工具。美国反倾销法在起源阶段摆脱了反托拉斯法的模式,走上了灵活的行政制裁的发展道路,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美国反倾销法在贸易保护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