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都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

弗·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在他优秀的作品中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无限的同情描写那些在沙皇俄国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城市贫民、小职员、农奴、孤女、贫苦的大学生……,而对於贵族农奴主,对於沙皇的官吏,对於俄国及西方的资产阶级则级予无情的揭露和打击。他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他憎恨金钱的權利。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矛盾,这就使他的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作过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同路人。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和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也曾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但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     

双重艺术世界与“摩天祭坛”——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之比较

俄罗斯19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当中,受到鲁迅先生尊敬和佩服的,当首推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每每论及俄罗斯大作家时,往往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首位,这决不是偶然的,两位文学巨擎都因以小说描绘人类灵魂而著称,鲁迅对国民魂灵的无情剥脱形成了他的双重艺术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灵魂的残酷拷问建起了他的"摩天祭坛",两人的小说创作都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实主义.(一)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小说创作都有一个崇高的发端,在鲁迅是为了唤醒沉睡的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做到"国民精神之发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为屈辱的以及人人抛弃的人请命"因此,他们的艺术着眼点始终是"人",是"人"的独立价值,这是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大师相通     

从理性批判到物化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的批判深刻影响了卢卡奇对合理化、物化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理性使人失去个性而得到确定性,并且使个体之间失去了团结与爱的理由。卢卡奇认为,物化使人屈服于异己的必然性,使人成为孤立的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希望取代神的人即“人神”是维护理性统治或“第一伦理”的人,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卢卡奇笔下现代社会中无力的旁观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团结与爱”或“第二伦理”以及卢卡奇所理解的阶级意识,使个性与联合成为可能。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卢卡奇对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带有了伦理的色彩,对合理化、物化没有做出全面的评价。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在早期的翻译文学中,对日本"私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分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见长的风格化小说。小说《罪与罚》,以其细致入微的"自我"剖析、现实情境与意识流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对日本近代小说中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日本作家认识或表现近代化的"自我"状态,皆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存在主义文学的对位性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穆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中国现代诗人穆旦的诗作也呈现出存在主义本色,将两者在特定的视域中进行对位性解读不失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范畴.“对位性”是指两者在存在主义诗学意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小说诗学)上的对应与通融,具体表现在:一是尼采的“酒神式”艺术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成为两者的诗学切合点,如果说陀氏关注的是“上帝死了”后类似于“地下室”乃至“死屋”般的生命存在状态,并通过酒神精神进行审美探究,那么穆旦诗作则彰显自由意志对生命现象的肯定,这种肯定以酒神式狂欢呈现进而获得形而上的审美慰藉.其二,与酒神艺术精神相应的是陀氏小说中的复调形态,陀氏在复调式多声部合奏中构建了小说的先验性存在结构,其中寄寓了个性的自由选择与上帝的必然意志之间悖谬关系;穆旦在非自觉的状态下将陀氏的复调性引借、融入到诗歌中,并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方式、在存在的焦虑与现实的生存状态间体验着“丰富的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天鹅之歌—— "普希金演说" 研究

"普希金演说"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纪念普希金为契机, 重申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对看待俄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 "演说" 的焦点仍然是关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为俄国未来道路的忧思, 囊括了其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 "普希金演说"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亦对后世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郁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的“思想形象”论略

“思想形象”是巴赫金复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也是构建他整个对话理论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源自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和重要理论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适性。透过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我们发现“思想形象”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可描绘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弄清“思想形象”特点和内涵,既有助于人们对陀氏小说的准确阅读,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实质。     

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以茅盾、巴金、老舍为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同时,文学上也在呼唤“大师”级的文坛巨匠,这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文学创作上茅盾的理性分析,巴金的激情似火,老舍的幽默、谐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都没达到世界一流“大师”的巅峰,“大师”的出现,除了写作才华之外,更需要一种对时代、历史、群众乃至自己超越中的孤独感的思辨张力,对此进行挖掘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黄药眠的“生活实践”文艺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黄药眠冲破了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倾向,提出了"生活实践"论的文艺观.他认为美的对象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立场去显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不同,对统一各个对象的美的判断也就不同.黄药眠在谈到自然美的时候,并不承认有单纯的自然美,认为文学描写自然形象的时候,常常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的是人的境界,人的感觉和理想.民族传统也是客观存在,是美与艺术的第二根源,是使美成为美的深层原因.在注重文艺的客观性同时,他强调"作家个人的具体感受"、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创作心理",认为时代的和阶级的东西是不能直接宣讲出来的,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全部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才能进行创造.他意识到单一的认识论,即"存在-意识"的二项关系式,不能解决全部文学问题,而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论和价值论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更具有阐释力,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诗歌:“混沌—个性”发生论

根据源于中国古代而由现代自然科学界建构的混沌学思想 ,对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发生进行广义文化背景上的观照 ,提出了关于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混沌—个性”发生学说 ,认为诗歌发生于一个无法也无需完全确定描述的混沌过程。由于个性情境、个性组合的不同 ,每一首具体的诗都有不同于其他诗的个性发生模式。由于发生因子的无法事先确定与每一首诗的发生结构都不一样 ,因此 ,诗歌是如何发生的 ,要到一首具体的诗完成后才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统计的意义上归纳诗歌发生的主要原因 ,建立关于诗歌发生的包含了充分随机因素的秩序系统     

《围城》中范懿行为心理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中涉及女性的婚姻问题一直被作家和读者们关注着,而对于大龄未婚女青年有关婚恋的语言、行为和心理的描述却是罕见的。独具慧眼的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意无意地切入了这个由于众多原故产生的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社会问题。从《围城》中范懿和刘小姐二人可见当时大龄未婚知识女性的心理状态。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

“水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器物之一。特别是当它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而存在时,便被世世代代的文学作品挖掘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古典到当代的流变,可以观照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生存空间、生存价值和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无止探求。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