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协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之道

体现平等性、责任性、公共性和透明性的公共协商理念,能够使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处于平等地位,保障公众知情权,使政府和公众都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通过理性对话使群体性事件顺利得以治理。无论是＂四民工作法＂、民主恳谈会还是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都是对公共协商理念的成功运用。其核心要义在于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信息透明、开诚布公、对话沟通。     

积极治理群体性事件——基于法治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固有的风险和矛盾,群体性事件将在今后在一段时间内呈多发和频发之势.法治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而实践中的主导思维和很多做法却偏离于法治之外.为此应加强相关法律机制的建立,尽快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若任其多元价值无限度冲突就不会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要求公共理性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对话、讨论、沟通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是公共决策的合法基础。公共理性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群体性事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它的介入可弥补单一政府主体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在事前预防阶段发挥"渠道、制衡与保障"功能,在事中处置阶段发挥"调解与规范"功能。本文认为,可从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监管机制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突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从群体性事件看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群体性事件本身往往并不是好事,但透过这些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到我国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中存在的某些体制性的制约因素和问题.必须正视公民参与中的这些障碍性因素的存在,积极寻找克服和解决之道,这既可以加快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步伐,也可以防止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构建和谐社会机制治理群体性事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尽管说这些事件多以经济因素为诱因,但不引起重视也会给社会安定带来威胁。作为考察对象,本文将通过对现阶段群体事件的分析、重点论证制度结构与群体事件之间关系,并以此对当前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提出一个解释性框架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移动互联时代突发群体性事件动员结构及治理路径

移动互联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频频出现,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一方面涉事的草根阶层寻求公平正义,唤起事外公众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带有泄愤滋事的网民掀起网络聚集行动。基于不同目的群体利用社交媒体实现动员,造成事件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分析群体性事件中动员的形式、结构组成以及运行轨迹等,有助于管理者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先期处置,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设施而引起的冲突正不断出现,邻避情结是对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表述.本文聚焦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战略与核心机制,在分析邻避情结的涵义基础上,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目前该类群体性事件现状,得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四种亚类型.最后,依据从"风险"到"危机"的逻辑顺序,提出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全程性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战略框架,并建构了不同治理阶段的核心配套机制,力求在实践中对处理此类事件有所裨益.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它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预警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构建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培育民众间的普遍信任;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信任＂传递和生产＂功能。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近年来,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生成原因主要在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相对剥夺的民众心理、网络媒体的支持促动、富人群体的不当言行。应当采取以下对策进行治理: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分化;培育富者文化,改善富人形象;强化制度约束,惩处为富不仁;及时公正回应,快速化解矛盾。     

从压制到回应: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压制型治理是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之实然模式,其存在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但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回应型治理能有效预防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维护公众的合法权利。从制度的构建对回应型模式进行研究,推动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法律化,是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回应型模式构建之关键,主要有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革新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完善政府生态责任问责制等。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治理--以社会情绪表达为分析视角

针对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如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道德焦虑感等,需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强化政治参与、合理引导舆论、完善法制建设等途径加以化解、疏导,引导、规范民众的网络表达,从而遏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达到从源头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探讨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以其爆发的高频率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日益受到大众的关注。该问题的产生与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不当处置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本文以近期发生的湖北省＂石首事件＂为例,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对抗的趋强性、组织的策划性、矛盾的复杂性等表征。转型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群众根本利益受损、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等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因素。要防控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宣泄减压机制、建立健全的社会监控和预警机制、构建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和失责必究机制、培育规范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缓冲机制。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研究

文章以绩效为分析单元,在反思传统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模式的公共性、委托代理及契约不完全性的基础上,认为治疗公共项目绩效管理"顽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解决好绩效管理的工具性特征与公共项目所体现的公共价值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文章构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模型,试图解决这种矛盾与冲突,并期待本研究能为以后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及其评判

作为我国当前“社会问题”之一的群体性事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 已 成为我国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在准确把握特征、透视主因的基础上，才 能真正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属性和客观危害，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从而更好地预防和 处置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