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是根据主体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整体评估.主观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因而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受到越采越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国内外涌现出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不同学者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或者心理观的不同,形成了对主现幸福感研究结论的差异.     

中国心理人类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心理人类学问题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形成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心理人类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到目前为止,中国心理人类学研究并不是由人类学界的学者独立开展的,而是由心理学、人类学、民族理论等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但是同时也存在学科归属不明确、概念术语不统一、研究对象不清晰、研究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合作等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充分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方能促进中国心理人类学研究的健康、快速发展.     

“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为促进中日两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交流,由日本广岛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办的"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9月28日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日本学者有广岛大学的曾田三郎、水羽信男教授、丸田孝志准教授,琦玉大学的笹川裕史教授和下关市立大学的金子肇教授.中国学者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挺之、陈廷湘、杨天宏、刘世龙、李德英教授、杨兴梅副教授和徐跃、周鼎、查晓英等教师,还有外国语学院的林敏教授.     

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消费涵义的哲学解读

以往的学者多从经济和其它实证、具体的学科角度研究消费 ,却忽视了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和人的观念行为所具有的哲学和人学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来看 ,消费是客观力量的主观化 ,客体对象的主体化、劳动创造物的人化     

超越主观论美学之路——对《真理与方法》论偶缘性问题的读解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艺术作品偶缘性问题的讨论,是他超越主观论美学而从艺术本体论向普遍意义的诠释学本体论过渡的一座桥梁.本文先把握了这一问题在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中的地位,再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艺术作品本体论问题的来由,并通过对<真理与方法>有关部分的详细解读,展示了伽达默尔超越主观论美学的主要思路.     

河南大学宋代研究特色述略

自建校至今,河南大学的许多学者投身于宋代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宋代的历史、文学、艺术、教育、哲学、法律等领域,从而形成了河南大学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从历史的角度,对河南大学学者在宋代研究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分析其整体实力、学风、研究特色,对推动宋代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广难封"问题研究

"李广难封"是一桩传统的历史悬案.其缘起自汉文帝,汉代的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为客观原因造成,汉代以后的学者则多从主观方面分析其原因.19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但突破了传统看法,而且从新的视角,以新的观点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热烈和更加深入的讨论.     

基督教在近代客家人中间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客家人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等问题均成为研究对象.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基督教在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却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视.应该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     

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述评

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先人即已注意到了同义词问题.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学者们对同义词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古汉语同义词的研究始终没有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仍属语文学范畴.近50年来,学者们注意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古汉语同义词,使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化道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力度仍然不够,未来的研究应在理论建设与专书研究上多下功夫.     

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以郭沫若青铜器研究为例

郭沫若在广博深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审美对象,涉及不少与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有关的重要问题。郭沫若以历史学考据和文献学注释为特点,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美学阐释,为先秦美学史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认识起始甚早,并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在清代乾嘉时期史家中,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尊重前人史学成果、知人论世评价史学牙(弊得失诸方面内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历史哲学的可能性及其理论建构——基于哲学与历史学学科属性的对比

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哲学凭借概念展开推理,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侧重于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相互攻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观点。克罗齐主张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但认为历史哲学不能成立,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历史哲学不仅可能而且具有内在的结构。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从"三年之丧"起源问题谈起

传统史学无法割舍的"政治情结",过度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一些史学家们,尤其是在早期,由于具体国情的复杂性,众学者在研究中胸存先入之见,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给史学的研究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三年之丧"起源问题的讨论便属明显一例.因此,对20世纪史学研究进行必要的反思,将有利于本学科的规范,加强学科自身的建设.     

中国史学的现代使命

中国传统史学曾先后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政治家注重它的实用价值,把历史看成是意识形态、制度政策、经验教训的源泉;哲学家关心它的观念价值,通过建立历史发展模式树立社会信仰;书斋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重构或再现历史面貌.这些史学观的科学性和实际效用皆可质疑.历史学还有科学价值,然而遭到大多数哲学家的拒绝.本文列举哲学家七个论题加以分析,以为皆不足成为反对历史科学的充分理由.为此,文章介绍了文化要素分析方法,并强调史学科学化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只要历史学家能够更新历史观念,历史学成为科学并非异想天开.     

论李大钊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

在李大钊的大量文章中,对众多中国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李大钊认为,历史上的英雄是由时势造就的;伟大人物也是在实践中求真知,长才干。他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分阶段评价一个人的漫长一生,并把历史人物的评价融入历史过程之中。李大钊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他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认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决不是几个伟人。李大钊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功过是非、褒贬抑扬依据于客观历史事实。李大钊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值得史学工作者学习和发扬。     

论史书写作对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史书写作以及明代的野史观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评点中除了不自觉地将《水浒传》作为史书来看待,还引入史学笔法,由此产生的对《水浒传》以及宋江诸人形象的新价值取向,无疑使中国传统小说人物批评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其在评点修改《水浒传》时是在多数虚构的情况下,试图用史笔来对虚构小说进行修改,但又不过分囿于史书的框架,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与评点的一大进步。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近代史学家的史识与历史编纂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它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历史学家具有卓越的史识,才可能不受流俗干扰、不被任何利欲所动,独立地对于历史做出深邃地判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编纂体系,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独具特色的理解和见识,而后他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才着意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历史见识的高低对历史编纂成就的影响是关键的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