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领域里,胡钟达先生的近著《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五期),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佳作.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关系,作为十四世纪中至十七世纪中二百余年间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历史上的蒙汉关系,包括明代蒙汉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论著屡有所见,在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然而,北元—蒙古算不算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权,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关系是不是当时中国内部两个并列政权的关系,这样的核心问题,论述者并不多.     

“传国玺”与明蒙关系

在明史和明代蒙古史上,传国玺以及凝附于传国玺之上的封建正统观念,是一个涉及明蒙关系的重要问题。1984年胡钟达先生发表《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首先提到这个问题,并作了精彩的分析。本文将在胡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稽构史料,详作说明。不妥之处,望祈教正,     

蒙古英雄史诗与孛额唱词中的“腾格理”

蒙古英雄史诗与孛额唱词中的“腾格理”额尔德木图自从元朝政权北迁以后，明与北元之间连续多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这种战争促使北元“内部大封建主反而趁此称雄一方，互相争夺霸权，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蒙古大汗的实力与权威大为低落，逐渐成为大封建主挟持争霸的工具，...     

《世界境域志》汉译本出版发行

由王治来先生译注的《世界境域志》2010年8月由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世界境域志》是一部用波斯文写的地理学著作,写于回历372年(公元982年),作者是中亚萨曼王朝时期的人,他的故乡是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胡实健,但其姓名     

北元蒙古社会思潮与佛教

“我等之上,何用管主”与“上天日月,下土汗济农”的对立.元室北迁回到蒙古本土以后,草原地方势力与北元中央势力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利益上的矛盾突出起来.宰桑、赛特们不服中央势力的制约,分庭抗礼,各行其是,“我等之上,何用管主?我等行事,自作主宰可也!”(《蒙古源流》笺证本卷六)甚至以“犬死栅栏,侯死盟会”为时沿.内部的互争雄长,加上明朝的征伐,使蒙古社会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渴望安定和重新统一,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上天日月,下土汗,济农”,就是这种要     

读《黑城出土文书》

最近读到李逸友先生编著的《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十分欣喜。本书一方面收录了大量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并附有部分图版),为元史特别是北元史的研究提供了内容极其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另一方面,编著者还对这些史料从各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寻究探讨,具见功力。说本书的出版乃近年来蒙元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新成就,那是当之无愧的。关于对本书的全面评介,陈之先生的《北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黑城出土文书〉》俱在,用不着多谈,现在只想就书中所收汉文文书,从史料上谈一点观感。     

《蒙古源流》著者思想剖析

《蒙古源流》一书,是萨岗斯钦先生(即清译萨囊彻辰)“思想寄托的史学专著”。时在明末清初,蒙古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北元国灭,后金国兴。著者身历了当时蒙古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和满蒙两族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三重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这一历史过程。蒙古史学家金峰教授著《喇嘛教与蒙古封硅政治》一文和乌兰察夫著《萨囊彻辰思想简论》,业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著者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揭示清     

论玛拉沁夫的创作个性

玛拉沁夫同志是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一九五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开始踏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一九六二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修改重印了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粉碎“四人帮”后,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和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活佛的故事》、《大地》等。这些作品标志着玛拉沁夫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一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同志致力于广泛而深刻地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历史进程,他的作品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是一位具有自己鲜明创作个性的优秀作家。本文着重谈谈玛拉沁夫的创作个性。     

罗贯中生卒年及籍贯辨析

《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自十六世纪上半叶以后,即已为人们公认为伟大的通俗小说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因现存史料记载缺少,不仅难寻其详,甚至就连他的生卒年、籍贯等最基本的问题,也尚未搞清楚。近几年来,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本文想就罗贯中生卒年及籍贯问题,再作一点辨析,就正于学术界同仁。关于罗贯中生活的时代,在明清笔记史料中说法不一。有说元的,有说明的,也有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与他的蒙古研究

1805年,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他所钟爱的汉学研究。他在大量翻译中国典籍并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边疆史地的翻译与研究是他学术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蒙古、通古斯、突厥同源论,探究了“蒙古”名称的由来,考察了蒙古与中原关系的变迁以及清廷在蒙古的统治等问题。比丘林在俄国人对蒙古史研究中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来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供了《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具有重大价值的中文史料。     

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新途径——《对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一文读后感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3年第2期发表了巴达荣嘎先生的《对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一文。该文无论从史料角度或是在学术上,对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我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拜读了巴先生的文章,无论从知识上、治学态度上或是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都获益非浅。 巴达荣嘎先生是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达斡尔族学者。他精通蒙古文、蒙古语,熟悉蒙古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对达斡尔族的历史、语言和风俗习惯颇有研究。他的这篇文章立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的材料对达斡尔、蒙古两个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进行对比研究,开创了达斡尔族源研究的新途径和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可靠的史料,是该文的可贵之处。     

贵由汗之子禾忽家族史事考略——基于波斯文《五族谱》的考察

禾忽是贵由汗幼子,《元史》及《史集》中均有其世系信息。本文结合波斯文、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对禾忽及其子秃鲁、脱克蔑的活动进行梳理;区分史料中对脱克蔑与其同名之子、禾忽之孙脱克蔑的相关记载。在此基础上,探讨波斯文史籍《五族谱》中出现的同母兄弟"脱克蔑"与"秃黑鲁"之身份。通过对禾忽家族三代人的考察,分析窝阔台汗国在元朝中期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     

新发现李鼎铭著《蒙古历史教科书》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开明人士,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对医学,教育,历史,哲学都有研究。1987年,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新发现了他写的关于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蒙古历史教科书》。该书写于1916——1917年,当时李鼎铭先生应聘任陕西榆林中学教员,讲授国文、历史等课程。为应教学之需,同时也为了使人对蒙古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便“依据我国古史及近人著述”,在作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此书。全书分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部分,纲目清楚,内容广博,史料较多,叙述简明,且观点也较确当,实为辛亥革命之后蒙古学研究方面的一重要文献。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第巴桑结嘉措对和硕特汗王的斗争

桑结嘉措,这个历史上卓有影响在史学界曾为之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是为了争取把西藏上层与蒙古和硕特汗王联合掌权变为藏族统治者掌权而斗争的。他是五世达赖执政时期的一个藏族办事官员(第巴),由于他的才能和智慧深得达赖信任,在升任第巴后就代五世达赖处理藏事。他,一个年青志盛的当政者,不满于当时的蒙藏联合治理西藏的局面,开始了一系列和蒙古汗王的斗争。虽然有人对他的评价带着自己的意图,但历史事实最能说明一切。本文试就第巴桑结嘉措对和硕特汗王的斗争谈谈自己的浅见。     

《四夷考·北虏考》的史源及其史料价值

《四夷考》由明人叶向高撰.《北虏考》为该书之一部分,专述明代蒙古史事,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概括性的明代蒙古史资料辑录,并附有考证.根据万历中期明廷修史活动的史实,及《北虏考》中的史料记载,并通过与其他相关史籍的对比,可以得知,《北虏考》的史源主要来自于明朝历代实录、明臣奏议、部司档案及诸如《皇明北虏考》、《殊域周咨录》、《北虏始末志》、《庚戌始末志》、《俺答前志》、《俺答后志》等明代时人的著述.与他人著述相比,《北虏考》的记载有源可查,史事翔实,对研究明代蒙古社会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汪国钧著《内蒙古纪闻》

1、前言 具体地记载处于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社会状况的史料格外缺乏,此事还与蒙古史料的变迁和收存状况有关。构成清朝统治时期以前的蒙古语史料的核心,是所谓“编年史”类史料,可是这种史料的记事传统终结于18世纪的前半叶。继而出现的是“系谱”类史料,不过即使掌握了王公的谱图,也不会了解此外的其他情况。再有《高僧传》一书,对于西藏和蒙古佛教史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史料,然而对于这些史料的利用则总局限于特定的范围。《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两部法律史料,是广义的有关行政方面的史料,但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分析和研究,则需要依靠档案来印证。     

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元朝是我国历久上著名的大一统王朝。一三六八年明军进入大都,从此,在元朝旧有的版图上出现了明朝和北元——蒙古两个并峙的政权。北元——蒙古的汗统是成吉思汗——元顺帝皇统的延续,北元——蒙古自认是元朝的继承者,对这一基本事实,明朝和清朝统治者都是承认的。北元——蒙古和明朝一样是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我国的政权。 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宋齐梁陈与魏齐周隋并立、宋与辽金对峙的两次南北朝,明与北元——蒙古也被当时的蒙汉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称之为南北朝。明朝和北元——蒙古的对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 国家的分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南北朝总是暂时的。二百余年间,明朝与北元——蒙古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最后终于在十七世纪中期由后金——清完成了重新统一的历史使命。     

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历史系座谈对李纲的评价问题

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历史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的同志们,阅读《江汉学报》今年第10期王瑞明《评价历史人物应有哪一些“想法”?》、李涵《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纲》两文后,座谈了如下的问题。一、怎样估价李纲抗金的立场大家都同意李纲是两宋之际抗金斗争的英雄和抗战派中较杰出的人物之一。但认为他并未超越他的本阶级的立场。首先,从李纲的思想来看。王瑞明先生认为“‘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是李纲与投降派最大的分歧之点,从此所展开的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不能简单理解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或势力集团的斗争”,“李纲的中心思想是‘以生灵     

蒙元时期的札撒孙

札撒孙在蒙元时期是一种蒙古怯薛官职,过去学界不了解其确切职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至正条格》和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史料,可知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在元朝,由于斡耳朵与宫廷重合,因此皇帝在都城时,札撒孙的职能演化为维持宫廷之内及周边秩序,当官帐在两都之间行进时,札撒孙亦需维持斡耳朵的秩序,为其指定驻扎区域和活动范围.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又是中原传统王朝之一环,导致其札撒孙和与之职能类似的殿中司、留守司两套系统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