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闲话并耕》

2003年6月,我在“天涯社区”(www.tianyac lub.com)“闲闲书话”版无意中见到一篇帖子,作者是互联网上有名的藏书家“木兆轩主人”。文中谈到他从友人“两暮轩主人”处购得胡逸民著《我的回忆》一书,是“一本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私印的小册子”,正文之后附有一篇周作人文章《闲话并耕》的影印手迹。经他查阅现已出版的各种周作人文集并《集外文》等,均未见收入,遂将之略作整理,以飨同好。因我此时正关注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而此文正涉及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这与周作人鼓吹的新村理想大有关系,因此如能证实此文确系知堂佚文,对…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解读周作人(下)

“寄沉痛于幽闲”　　———读《关于活埋》　　周作人晚年曾毛遂自荐了一批自己的散文 ,除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无生老母的信息》、《关于傅青主》、《游山日记》诸篇外 ,还有收入《苦竹杂记》的《关于活埋》。这篇同是文抄公体的散文却另有特色 ,其特别之处在我看来至少有二。先说其一。《关于活埋》是讨论“死法”的。这是个大题目 :人生无非是“生”、“死”二字 ,周作人既要关注与研究“人”(人性 ,人生 ,等等 ) ,当然要大谈“死” ,周作人确也写了不少文章讨论“死法”(参见收入《雨天的书》的《死法》) ,研究与死有关的风俗 ,以至于鬼…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

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已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旁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尺幅千里随意天成——从《乌篷船》看周作人尺牍体散文的特色

《乌篷船》是周作人尺牍体散文代表作之一。书信作为随笔的一种形式归之于现代散文,周作人大概是创始者。“尺牍”这一新体的创现,实质集中体现了周作人散文“随意抒写”、“自然流露”的风格,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思想。     

信腕信口,自成律度——周作人小品散文印象

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署名“子严”),极力提倡新文学家们写“美文”。周作人所提倡的这种“美文”,按其说法,是指那种“记述性的”、“艺术性的”、长于“叙事与抒情”或者是“两者夹杂”的随笔散记类短文,亦即被称做“小品散文”的文字。 周作人不仅号召“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而且身体力行,写出了篇什众多的精粹的“美文”,建树了卓然的风格,影响和带出了一个散文流派,从一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本文认为:“人格病”是郁达夫病态现象的根源。郁达夫是一个病态人格患者,他的文学创作首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病态人格。在郁达夫研究史上,最早发现并指出病态现象的是周作人。在《沉沦》出版受到封建道学家围攻时,周作人却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里,许多研究者仅注目周作人否认“不道德”的后一句话,却未细究他所指出的前一句话”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的内含。周作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解释了“非意识”,用“猥亵”解释了“不端方”。值得重视的是,他要我们区别“病态”与“常态”的不同,他说:“倘若因追压而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对于“那色情狂的著作”,“我们要辩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周作人不能够整体地研究郁达夫创作历程的病态人格,加上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所以,周作     

论周作人早期“中庸”心态

“中庸”心态,是周作人早期心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周作人最早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大概要算写于一九二六年的《上海气》一文,他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一九二七年写的《谈龙集·谈虎集·序》中又说:“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颇深……”,     

评《女法家吕后》

(一)《女法家吕后》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气候下出笼的《女法家吕后》一文是原校大批判组写作的一篇“重点”文章,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一九七四年是“四人帮”积极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四人帮”一伙为了掩盖其同林彪反党集团的不可告人的反动的政治联盟,反对周总理以及一批中央和     

“牛教授遇刺”与“周作人遇刺”——从《四世同堂》看“周作人落水事件”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遇刺事件在人物性格、遇刺原因、过程和凶手揣测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周作人遇刺事件的折射与艺术再现,这一情节寄予了老舍在周作人落水这一事件上民族与个人情感的艺术批判。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浅析周作人的失落

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突出的悲剧式人物。他早期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因此，年轻的周作人对革命充满了同情和向往。特别在“五·四”新文学发轫期，他满怀革命斗争精神地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大量富有进步意义的理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积极倡导新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而蜚声文坛。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向着封建文化横冲直撞。…     

“独应”系周氏兄弟共同笔名考论

尽管以往有研究者指出署名“独应”的文章与鲁迅也有关联,但始终缺乏确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周作人卷)中收录的“独应”致钱玄同信,对照《钱玄同文集》中所收录的钱玄同致鲁迅信,为“独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笔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从现存20封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周作人在翻译上的合作,比之林纾与魏易等的合作,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由此,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周氏兄弟的“分”,也要重视他们之间的“合”。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人情物理":周作人随笔的智慧言说

周作人所谓的“人情物理”,具体说,“物理”是指“正确的智识”,而“人情”就是“健全的道德”。周作人的随笔创作不仅给我们知识上的陶冶;同时注意分辨是非,在“赏鉴里混有批判”。周作人重“人情”,讲“人情”,与他深味人世间的苦辛密切相关,而这种“人情”,其实在人世间中是最普通的“常识”,是最平凡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