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众传媒与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近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产生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并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以及叙说方式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的文本本身与传统文学的面貌不同,需要在大众传媒的视阁下才能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讽刺的跨度:从反讽到谴责

共同走进"讽刺"这一参照系的<儒林外史>和晚清谴责小说展示了截然相反的叙述格局.在作者与叙述者人格共性的探讨和文本分析过程中,可以窥见二者在讽刺的叙述起点上进入了两种同源异向的叙述流程.走向反讽和走向谴责都呈现为艰难的叙述冒险,这一文学景观无论对于文学中的讽刺还是文学本身都颇具深意,耐人寻味.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晚清狭邪小说与中国都市文学滥觞

晚清狭邪小说尽管饱受诟病,却成功扮演了中国都市文学始作俑者。其一,晚清狭邪小说有着鲜明的都市性主题和表征;其二,晚清狭邪小说整体上建构了完整的都市形象体系,展现了人与城、私人性与公共性、性别与政治等深层现代关系;其三,晚清狭邪小说充满浓郁的现代性隐忧情绪和批判意识,这种情绪和意识一直贯穿在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中。因此,可以说,晚清狭邪小说开启了中国现代都市想象的先河。     

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杨少衡中篇小说集《林老板的枪》解读

官场小说的传统在汉语文学中可以上溯至晚清的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至新时期,则有改革者小说、反腐小说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潮。可以看出,一旦政治的高压松弛下来,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便“供需两旺”——在创作冲动与阅读需求两方面都蔚为大观。     

张平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比较研究

张平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在时代背景、内容重点、写作手法等方面存在类同之处 ;同时 ,由于时代的不同 ,二者又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对二者的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以张平作品为代表的当代反腐败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价值     

中国近现代两次文学革命与抗日小说创作——兼谈日本侵华战争与文学革命的因果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掀起了两次文学革命的浪潮.1898年前后的晚清文学革命是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耻辱所激发的,其中的"小说界革命"学习西方的政治小说,赋予小说空前的政治功能.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若干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取向,拥清或反清界限分明,部分作品留下了受近代文学革命影响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缘于日本企图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浪潮."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思想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发生变异.为了抗战需要,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深刻影响了抗战小说创作,但各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抗战小说在坚持"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和为政治(战争)服务的大众化立场上各有偏重,其或是缘于作家的自觉追求,或是受政治因素的制约.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晚清启蒙思想的传播困境与小说的兴起

随着晚清报刊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日渐加深,从传播角度分析、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成为维新派政治改革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一思想直接支配之下,小说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被晚清各派视为思想观念的最佳传播工具而在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被赋予了种种现代性内涵,但晚清却因此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缺乏艺术性的时期之一,粗制滥造、缺乏艺术感染力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共同缺点,并没能成为解决晚清启蒙思想传播困境的有效工具。     

彰显晚清文学地位重溯现代性源头——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全书集中而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作者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通过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呈现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场域法则支配下的美学变革——论晚清小说审美理论的出现

晚清小说审美理论的发生,与同时期文学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晚清见证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具有自主性的小说场的出现.正是这一文学制度方面的深刻转变,促成了小说审美属性的发现.不论是小说场日益强烈的自主性诉求,还是小说场内不同群体间争夺场域合法性的论争,都强力地推动着人们对小说独立审美性质的强调,这种强调最终导致了"纯文学小说"观的产生.     

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性品格

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近代传媒的发展与晚清狭邪小说的转变

晚清狭邪小说前后期明显不同,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媒的发展是其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文艺报刊作为特定的传媒既促使作家群体意识的产生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也导致后期狭邪小说叙事特征的嬗变,无论叙事视角的转换,还是读者意识的凸显,均使文本更具有真实性和时效性,于此彰显出传媒影响的存在.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论晚清小说兴起的内在理路

晚清是中国近代小说形成的关键时期,它创造了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公共话语空间",①用以宣传启蒙价值.文学之"美"在商业之"利"和启蒙之"用"的夹击下被消解殆尽的同时,却也一并"塑造"了晚清小说的基本面貌,而它们的共同指向只有一个--读者.     

论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

作为世界文学共同母题的孤独,由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遇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中得以再度彰显和书写.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是在人的存在的孤独与民族自我孤独意识的书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其中,新时期中国小说对孤独意识的自我书写集中指向了对民族文化封闭、内向性发展的批判与拷问以及对背负道德重担的孤独者的塑造,这些孤独意识不仅是此期中国作家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反思的结果,在深广的层面上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独特的问题.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