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中农民的公平表达冲突——以一个小组的土地纠纷为例

税费改革后,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急剧增多,其中,不少纠纷的双方都有自认为合适的理由,他们的诉求也都是为了公平,因而纠纷调解极其困难。农民之间土地纠纷的增多呈现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认识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从中探讨税费改革后新的乡村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及土地继承的关系——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调查

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入户调查,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背景下的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落实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中,离土地进行最后调整时间越远,无地农民数量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农民越不愿意动地。无地农民的存在不是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无地情况下,无地农民并非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租入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是外出打工。另外,无地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继承获得承包权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现象。论证了无地农民群体的存在对当下农村社会而言,未构成严峻的问题;也说明土地之所以不再重新调整,是因为土地调整预期收益低而组织成本高,从而30年不变的政策从一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续下来。     

论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兼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虽然均田的益处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借助土地调整来保证农民获得土地的均等机会是合理和必要的。从合理性来看,土地调整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成员权,在土地仍然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阶段,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市场运转受限的情况下,农民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与乡村治理方面仍对调整有较高的需求;从必要性来看,土地调整迎合了村民的“公平”观念,与村民自治制度相契合,并因正式法律的不完全以及替代性制度的运转受限获得了存在的空间;从总体来看,基本公平和成员权保障的土地调整已经不符合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未来要健全传统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削弱其社会基础,有条件地发挥调整产权整合优势,实现土地细碎化的治理。     

土地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改革的主要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制度改革绐终紧紧围绕农民问题展开。     

新增无地人口土地调整意愿及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回归（M－Logit）模型分析无地农民土地调整意愿,以探讨实施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组中,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权问题。社区人口变化被认为是土地调整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文章研究发现,外出打工和家庭继承成为农户土地的替代手段,农民土地调整意愿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人口增长并没有引起土地调整,土地调整不再是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预期途径。逐步发展、健全土地的替代制度,降低无地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新增无地人口给予村组土地重新调整的压力将逐步减缓。     

论高等农业院校编制的核定与管理

编制的核定与管理是人事制度改革的源头,是高校进行岗位设置,推进全员聘用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文章分析了农业院校编制核定与管理应坚持的原则,探讨当前高校编制管理与岗位管理的关系,探索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如何建立既淡化、简化编制制定,又强化编制管理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新机制。     

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与启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谈起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视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抓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的解决成为党把乡村群众引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提,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传统局面,从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保障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进而通过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领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与土地关系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金钥匙,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农民与土地关系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吹响了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带来的深刻启迪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重塑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今后解决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     

涉农阶层对都市农政的满意度调查与分析——以上海市10个涉农区县为例

通过调查发现,在目前都市农村,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比较融洽与和谐;技术培训、农业保险、农业规划等农业服务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关键;经过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取消,农民的税费负担已十分轻,但与土地规模相关的费的问题依然困扰种植大户经济发展;农民对国家的法律与法规认识主要渠道来自最现实的事件处理。总的看,在都市,农政的执行,大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我国农地流失的现状、成因与对策分析

“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土地问题解决得怎样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与败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我国目前农地流失严重,基本原因为土地的产权错位、现行的土地征用政策和“低进高出”的土地差价。改革农村土地权属制和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调整改革的利益分配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举措。     

土地,公正,农业发展:拉美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土地产权改革比较

本文比较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拉美的改革侧重于平均地权,在实现了农业高效率发展后重建社会公正。前苏东的改革侧重于创造地权,通过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由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两场产权改革虽没有普遍造成土地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但也未能充分实现土地价值、增加农民福利的目标。如何一方面利用外部发展资源实现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保证资源控制者不因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完全剥夺发展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设计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试论大革命后期农民土地问题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和基本任务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已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对农民土地问题也在一定意义上进行了酝酿。然而,到大革命后期,农民运动已发展到强烈要求土地的高潮时期,却没有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本文试就大革命后期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谈点粗浅看法。     

关于高校绩效工资总额核定方法的思考

我国第四次分配制度改革正在进行中,工资构成中的绩效工资将承担规范分配秩序和搞活高校内部分配机制的双重职能,其总额核定的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本次分配制度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作者从绩效工资总额内涵、理论基础、核定原则、核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     

土地确权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理论思考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已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工作。但理论界及业界对土地确权仍存有疑虑:一是确权是否会导致土地私有化;二是确权可能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三是确权可能有违初衷,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对于这些问题,应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发,结合马克思产权理论和中国农村国情,厘清农村土地确权不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确权有助于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保护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土地确权后的土地流转应在农民享有土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下进行,即农民享有长久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和获得合法合规的土地流转租金与履行耕地保护义务、遵循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相一致。农村土地科学、规范、有序流转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后城市化时期土地问题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和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土地权力主体的不明晰,导致农地市区化过程中的权利非对等性转移和征地价格差,这既使农民不能够长期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效益而失去生存的基础,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建立健全土地登记制度,完善征地制度,建立对失地失业农民的就业、生活保障长效机制,细化土地使用权到期的立法和政策规范,乃是我国今后土地政策调整和改革的主要方向.     

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基本逻辑与创新取向

土地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将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作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逻辑主线。从马克思主义人地关系理论范式出发,在哲学辨析中思索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理论逻辑;从我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国情出发,在历史活动中构建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逻辑;从新时代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任务出发,在解决问题中彰显科学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价值取向。     

村级土地补偿费监督管理制度改革成效调查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启动与发展,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当今社会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土地补偿费的讨论。土地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对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村民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土地改革项目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农民对于这一改革项目非常重视,但改革能否顺民意又取得成效,农民能否理解并支持政府的工作,土地改革能否顺利实施,改革过程中的风险无疑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改革中潜藏的问题所带来的后果都会影响到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给社会风气造成重大的影响。通过实地考察,针对当前土地补偿费监督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内容以及改革的成效,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中国土地税费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的土地税制框架涵括了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契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诸多税种,但诸多税种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各税种内部的设计也不够科学。同时,中国以土地为媒介的收费纷繁复杂,制度极不规范。针对土地税费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土地税费法律制度,中国应从税制结构、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率结构以及征收管理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与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

农民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是对地主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否定,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安排为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提供了制度条件。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对农民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存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条件,需要通过深化制度变革的方式解决。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农民土地斗争

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确定农民的土地政策,开展农民的土地斗争的过程中,既给予它理论上的正确指导和实践上的积极帮助,但也因自身对中国实际了解不够与某些错误而有所干扰和影响。深入探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思想及其贯彻,将有益于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在党的创立时期,列宁和共产国际初期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民土地政纲的重要依据之一。列宁早在1907年就对俄国的土地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在论述土地国有化问题时指出: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或份地——的‘地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