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传统的现代转化途径

我国改革的渐近性、过渡性特征与我国礼乐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行动思维有密切关系。若说西方抽象本体论的思维是企图在事物现象后面确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那么礼乐传统则是把一切都融进象征性的身体行为过程。礼乐文化有强烈的"小传统"性质,在作为国家体制的"礼崩乐坏"之际,"礼失求诸野"乡土社会却保留了较完整形态。它在农村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社会资源作用。当今,我国正在走向法治之路,但是礼俗不是与之完全对立的,礼治与法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可以实现统一。关键是进行积极的改造与转化。     

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精英治理格局下,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政治地位的弱势,及中国传统乡土文明"重情轻法"等礼治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夹缝"中的农村社区普通村民在权力运作实践中只有被动地依附于各种精英及宗族势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期,充分尊重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培育他们具有法治、民主、责任、契约等公民意识,构建一种国家、各种精英、普通村民之间权力协商互动的"共责体系",对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秩序,推动农村社会向现代转变的前提和基础,是重构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突出农民在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立法,保障法律的良性运行,构建农村社区的法律文化,提高农民对法律的信赖和信仰水平.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构建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树立法律信仰是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法律信仰的对象是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并不指国家法律,而是一种融意志与规则、情感与信仰于一体的"综合法学"。在传统文化、法治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普遍表现出对法治观念的迷茫和对法律态度的功利性。优化法治环境、唤醒权利意识、注重法德并举、改革法学教育等措施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最终实现法律信仰的构建。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基础探析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从来而且永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只有得到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具备一定法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愿接受才能够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与正常运行。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与维系的过程中，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认同固然重要，但是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的基础仍然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延续下来的基本道德。     

西方回应型法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期,西方民事司法日益超越传统法治的界限而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功能。法院以创制实体法、形成新政策的功能,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法治的危机,促进西方社会的法治秩序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面临着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矛盾,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也暗合了迈向回应型法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民事司法的当事人参与原则发挥着法律秩序正当化作用,民事司法的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裁判型向参与型转变。我国可以借鉴参与型审判模式的特征,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增加当事人的参与性。     

乡土社会法律失灵根源探析

"乡土社会"概念出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其内涵主要指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村落或宗亲为基本单元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中国推行以法治国的今天,乡土社会的法治状况如何?法律在乡土社会运行得如何?借用苏力先生的一句慨叹"送法下乡犹如教鱼游泳".言辞之间透露出先生对乡土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乡土社会法律失灵严重现状的几分理解几分困惑.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     

农民权利缺失的理性思考——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恐惧

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渐加快,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引起了乡土社会中的农民的不适应和紧张.法律毫无疑问应当是弱者利益的保护者,然而,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农民的权利保障仍然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调适:论事实婚姻制度

本文揭示了礼治秩序中事实婚姻的运行机制,探讨了婚姻法的立法缺陷,并在分析事实婚姻存在的社会与文化土壤的基础上,揭示了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提出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调适与互补,法律应赋予事实婚姻与登记婚姻相同的法律效力.     

法治化运动及法治迷信检视——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冷思考

由于对成文法秩序构建(即立法)的过分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公权得到事实上的强化;忽视立法内容正当性而片面强调"有法可依"的法治化运动助长了"法律工具论"的盛行;追求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目标时可能造成对社会本土资源(秩序)的破坏,即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相冲突;非理性的、激进的群众运动方式的法治引发群众对法治及其操作的非正常理解及期待,法治迷信由此产生.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农村社会纠纷化解:从传统到法治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纠纷多由农村精英依据习惯在村落内部得到处理,但现阶段农村纠纷的场域、主体、类型及矛盾尖锐程度都已发生变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矛盾化解的需要.在整个国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是这一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法治教育培养村民的法治思维,加强引导促进村民按法治方式办事,利用历史人物崇拜和现实法治资源培育其法治信仰,是农村社会纠纷化解实现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礼治、法治与合法性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 ,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 ,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 ,并以合法性的经验与规范的二元论为基础 ,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明晰了这种智识分野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     

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重构是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代性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复兴与再造,不仅是草根社会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因当下村寨场域的特殊空间格局和维系社区现实生活秩序的结构性需求,而被赋予了新的地方性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主体对乡土社会空间的隐喻性建构和草根性认同。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