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早的居民源自华南”为何得以成说?

日本古人类的起源，是人类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１９４９年，日本现代人类学权威长谷部言人博士就从人种性状的角度提出日本绳文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下同）人来源于华南的观点。紧接着，１９４９年９月群马县岩宿发现的“先土器时代文化”，将日本史前考...     

人类向北美洲迁徙的考古观察

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起源是一个世界之谜,对其起源的解释曾经有着多种假说。中俄考古发掘成果已经寻找到人类向北美洲迁徙的星星点点足迹,对这些迁徙足迹进行考古观察,证实陆桥迁移说是正确的,使对这个世界之谜的解释走出假说时代。我国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地,东北亚高纬度地区的蒙古人种应该是从我国中纬度地区向北迁移扩散后发展形成的。从中国向楚科奇地区迁徙的主要路线有2条,第一条是内陆大河路线,第二条是海岸路线。第四纪最后冰期时期生活在楚科奇地区的人们凭借陆桥与群岛向北美洲的阿拉斯加迁徙。熟练使用火、建造房屋、缝制衣服、制造细石器工具是迁徙的技术装备。原始宗教意识也已经产生,成为迁徙时的精神支撑。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DNA研究

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而形成的新兴的分支学科———分子考古学,利用分子研究技术,对出土的古代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的分析和研究。分子考古学对解决人类的起源、迁徙,动、植物的家养与驯化过程以及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重大考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先后对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河北、新疆、青海等地多批古代人类遗骸进行了古DNA的提取和分析,初步建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基因库,为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群构成、迁徙模式、混杂程度以及文化的传承与交流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遗传学资料。     

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发明、城邦或都市的出现看作是文明的特征 ,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 ,许多学者都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本文作者认为 ,人类文明发生的关键是生产性的生产———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的形成 ,这两种技能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人类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 ,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 ,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多认为起源于黄帝时代。本文认为 ,“农业革命”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 ,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 ,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分别从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来论证炎帝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论证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 ,中华的文明的起源时代应该是炎帝时代     

黄帝陵、帝颛顼陵、天书、河图在辽东半岛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辽东、胶东、朝鲜三半岛,甚至包扩日本列岛在内的广大海域及其腹地,它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地位,即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又说:“环渤海考古成为一个带动全局的课题,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他的说法令人鼓舞。2004年8月24日,光明日报开辟了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河洛文化研究专栏》,我们理解,这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启动的又一项旨在试图通过“说明”或者“商量”更加明确的界定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欧亚大陆人类的起源与现代居民的起源

现代人类起源是人类进化方面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两种假设:非洲起源论和多地区起源论。大约在180—200万年前,猿人(直立人)第一次离开非洲家园,迁徙到非洲以外的地方,标志着第一次大迁徙开始。在距今约35—45万年前,第二次大迁徙浪潮从近东开始。欧亚大陆许多地区找到的考古学材料可以作为人类多地区起源论强有力的证据。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民主在中国的谱系（下）

三、伦理革命与庶民主义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体西用”论者来说,宪政只是一种从西洋文明引入的“有用的”制度,其作用是要保卫和保守中国文明之“本体”,也就是所谓“保种”“保国”“保教”。进入20世纪之后,原来意义上的“体用说”动摇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保种”“保国”“保教”的内在涵义,对民主的认识也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保种”的提法基于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即白色人种要在生存竞争中消灭、淘汰包括黄色人种在内的有色人种。经过“八国联军”一役,中国并没有变成殖民地,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大减轻了对种族生死存…     

黄帝陵、帝颛顼陵、河图、天书在辽东半岛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辽东、胶东、朝鲜三半岛，甚至包扩日本列岛在内的广大海域及其腹地，它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地位，即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又说：“环渤海考古成为一个带动全局的课题，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     

从精神考古看文明起源研究问题

考古学研究应当既见“物”又见“人”,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迈进,其进程可以分为蒙昧、混沌、理性三个阶段。文明时代形成的时候,精神思维方面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为集中的应当包括这样两点:一是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方面有了飞跃,二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出现了人伦观念。从精神层面的考古研究探讨文明起源的问题,特别是梳理早期人类思维方式的演进过程,以丰富的考古材料进行深入考察,能够指明精神意识的进步对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考古工作者开辟出一片较新的领域,从而拓展了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又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参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工作的平台。     

我国成为世界古人类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成果,古人类研究已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演化系列。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发源、迁移和演化研究的中心。 约200万年前左右开始的第四纪是地史上的最后一个纪,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人类的出现和进化,因此又被称为生灵纪。当时地球上广泛分布着皑皑的冰川,大陆面积增大,升降差异明显,其生物界总貌与现在已很接近。近十年我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的地层研究便是其中之一。 据介绍,以往西方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中部的东非大裂谷地区,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古人类遗址只不过是他们迁徙的所到之处,我国地层古物研究的新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1987年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人猿超科化石,相机进行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从猿到人演变的时间空缺。 科学家勾画出来的完整的演化系列为:元谋古猿或“东方人”生活于距今400万年前后,进一步核定的元谋人年代为距今187万年。最近又新发现的四川巫山人化石,初定年代     

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

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杨权喜一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越来越被广泛关注。５０—６０年代，学术界批判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而普遍主张“本土说”，实即“中原说”。７０年代还批判了“北来说”和“南来说”。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开...     

史学园地又一奇葩——简评《华夏文明之源》

李绍连先生的《华夏文明之源》一书,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掀开一读,颇开眼界。该书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考古和古籍资料,从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等多角度对与中国文明有关诸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立论新颖,富有创见,掀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篇章,是一部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专著。通览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成果, 可以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个世纪 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到 80年代中期, 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1985年 7月正式出版的夏鼐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 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使中国文明形成研究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的认识, 已基本取得共识, 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取得一致, 在史前城址、早期宫殿和坛庙遗址、贫富分化以及象征政治权力的礼器等方面的研究, 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今后应该加大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要注意改进早期城市田野考古的方法, 对早期宗庙遗址的发掘要慎重, 要充分注意到考古学的局限性, 避免发生常识性概念不清和逻辑推理混乱的错误。同时由于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浮躁, 在考古学界也有急功近利、不务实际等表现, 都危害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一部深入研究殷商早期历史的力作——读《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的新著《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2007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1998年度青年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但据我所知,彦民从事商族起源与迁徙研究的初始时间,远远早于1998年。因此可以说,此书正是所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精心之作。     

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说中,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所流布的主要是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安特生的新西来说以及毕士博、滨田耕作的“渗入型”文明说。对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出于排满、提振国人文化自信的目的,中国学人多有附和。五四之后,随着疑古之风兴起,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否定与批判,并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安特生基于考古实物所提出的新西来说,虽不乏质疑者,但有相当的人持肯定或谨慎认同态度。至20世纪30年代末,伴随着考古挖掘的新进展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新西来说渐为民国学人所普遍抛弃。中国文化系“渗入型”文明之说,虽受到民国知识界的一定关注,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渐成主导性思潮,其一开始即为民国知识界所质疑或否定。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之质疑与否定乃至批判所以呈渐趋普遍之势,既是学术本身发展所致,更主要的还在于文化认同危机使然。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保山古猿化石在人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１９９２年１月９日，在云南省保山市羊邑煤矿清水沟煤层中发现了古猿化石。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被有关专家认为是填补了古猿向人进化的缺环，对人类起源及演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指出，保山化石的发现，弥补了禄丰古猿到元谋蝴蝶古猿演进阶段间的重大化石断缺，一方面使中、上新世古猿化石终于得以系列化，进一步证明了在云南有古猿向人发展的系统历史。另一方面保山作为云南第四个古猿化石地点，扩大了人科化石的地理分布，进一步表明云南无愧于“古猿、古人类化石宝库”的美喻。保山古猿化石的出土，为人类起源亚洲南部说、滇中说提供了极其有力的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