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

目前,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和居民收入不平衡导致的住房攀比有关。基于相对收入假说,利用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居民收入不平衡视角分析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首先,建立面板二值选择模型考察居民收入不平衡对家庭购房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高收入家庭率先改善住房条件的行为会对低收入家庭产生示范效应,因此家庭购房意愿会因为周围人群住房面积扩大而增强,而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增大与居民收入不平衡紧密相关。因此,居民收入不平衡对家庭购房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购房意愿增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由收入不平衡导致的购房意愿增强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为了比较不同收入群体购房意愿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家庭手存现金的中位数作为分组标志将家庭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房价上涨背景下购房会强化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与手存现金多的家庭相比,手存现金少的家庭的消费受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对同期收入也更加敏感。最后,分别从长、短期提出逐步实现居民收入平衡增长和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2.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住房攀比与居民消费

本文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住房攀比行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家庭对自身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观评价与住房面积、消费水平、户主学历等因素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住房面积攀比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对其它家庭的示范效应显著,即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向上攀比的地位寻求动机。     

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考虑居民收入不平衡和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购房压力系数指标并以此作为门限变量，采用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房价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而言，我国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并且在研究住房资产增值对消费的影响时共同因素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地区经济增长率这个共同因素的影响后，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一旦遗漏该变量，模型将存在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将表现为住房资产增值能够拉动消费。(2)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存在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当家庭购房压力系数不超过15.77时，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增长，对于家庭购房压力系数超过15.77的群体而言，房价上涨加重了其负担，将抑制他们消费的增长。(3)不同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存在明显的差别，与其他省份相比，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消费增长相对较慢。     

中国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分析

文章系统分析了房价波动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动态来看,房价上升会在短期内恶化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在中长期内的影响则取决于流动性约束效应和信心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门限值时,外来人口所占比重较小,住房的刚性需求不大,此时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加会大于房价上涨的幅度,信心效应的力量大于流动性约束效应的力量,因此房价上涨会改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增加,住房的刚性需求较大,此时房价上涨的幅度会大于由于信心效应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的上涨幅度,从而导致房价的上涨在中长期内继续恶化居民的收入差距.     

中国农户的人情支出行为研究——基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寻求视角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首次基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寻求的双重视角,使用Tobit模型对消费持续低迷背景下农户人情支出不断攀升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自家婚丧嫁娶花费是一种地位性支出,然而农户的人情支出并非地位性支出,更多体现了"随大流"的从众心理;(2)收入差距扩大通过婚丧嫁娶攀比对农户人情支出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抑制作用;(3)家庭求人帮忙的事情越多,人情支出也越多。     

基于社会成本域的房产价格财富再分配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了一个考虑两类家庭行为和住房资产价值的生命周期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住房价格的上涨存在着边际递减的“马太效应”,这说明房价导致的贫富差距不会无限扩大,而是会收敛于某一区域.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房价上涨与基尼系数和社会福利损失呈正相关性,证明了房价的上涨通过对两类家庭个体产生相反的作用,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最终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最后认为房价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现象的根源在于住房需求具有双重属性,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切实施行住房供给的双轨制,通过供给保障房来分离住房的消费与投资属性.     

房价、收入门槛效应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需发挥基础性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出发,借助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并详细区分了房价对有房、无房以及贷款购房居民消费影响的异质性效应。进一步采用宏观省级数据探究房价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价对居民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主要限于有房家庭,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存在以收入为门槛变量的特征,这表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热炒所引致的房产泡沫将对城市居民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发挥房价、房贷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必须结合收入管理,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在以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分析中发现,消费倾向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为此,要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消费政策与收入政策协同并进。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5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统计数据，依据凯恩斯消费函数，利用EVIEWS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检验，并对所得的分析结果作了经济意义的解释。同时，通过建立城乡居民的消费收入模型，对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我国农村居民不仅基本消费水平低于城镇居民，而且其样本期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亦低于城镇居民的结论，并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997-2002年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基于社会核算矩阵更新的分析

摘　　要:本文首先编制了1997年和2002年中国细分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然后利用广义交叉熵法更新SAM系数。基于SAM及SAM更新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水平及其变化。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各产业的中间投入比例降低,增加值占总投入比例上升,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其他产业中间投入的比例上升;第二,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不熟练劳动力,资本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的比例有所增加;第三,城镇中等偏上收入分组及以上居民所有六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比例均得到提高,而其他低收入分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则不能兼顾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     

生命不确定性的跨期最优消费行为研究

 本文首先根据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特点将消费者的生命周期区分为退休前和退休后，分别设置新古典经济学生命周期消费(Life-Cycles)理论的跨期预算约束；在生命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推导出了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而且，依据1988年1月-2008年12月天津市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利用动态伪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为理论结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户主出生于1965年前的家庭，他们依然延续了传统的消费习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转变他们的消费观念是拉动内需的必由之路；（2）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零（0.008），即城镇居民更倾向于即期消费；（3）期望通过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刺激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很有限。     

基于持久收入和财富目标的跨时消费选择——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

 摘　　要:标准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假定消费者有能力求解复杂的动态优化问题，这一假定至少在中国是不能成立的。本文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关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假设。即由于存在信贷约束和消费支出高峰，中国城市居民跨时消费的理性选择是：在避免未来发生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尽可能平滑各个时期的消费。与之相对应，本文假定中国城市居民跨时消费决策的主要依据是财富目标和持久收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1）1990年以来，随着城市居民财富目标的不断提高，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持续下降趋势。（2）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的确存在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