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了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

在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下,本文首先将基于参数回归不平等分解的Fields法和Shapely值法拓展运用到机会不平等的测度研究中,然后采集CHIP2008城镇数据构建努力集和环境集,对机会不平等引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及决定因素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①由Fields法和Shapely值法估计得到的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排序大体一致.相对而言,环境集中的性别和地区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机会不平等引致程度的决定因素;Shapely值法相比Fields法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更加合理准确,因此更适用于估计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引致程度.②基于Shapely值法估计得到的机会不平等引致城镇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3以上.尽管机会不平等引致程度在不同年龄、性别以及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总体判断.以上结论对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的调控有重要的意义.     

机会不平等的衡量：参数测度法的应用与改进

本文在考虑不可测环境和努力变量的影响,以及处理环境和努力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改进机会不平等的参数测度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行数量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例平均达到29%左右;分解结果显示,可测环境变量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重维持在27%左右,不可测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平均而言只有2%左右。此外,家庭教育背景差异、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性别歧视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本文认为,为降低中国居民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政府应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救济和补偿,为弱势群体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变动实证研究 ——基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视角

 对收入不平等变动研究,目前多数基于对不平等指标的分解,计算结果会因收入数据分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本文基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视角,对我国地级市以上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布位置变化对于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最大,而收入分布形状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效果,收入分布的其它变化虽有影响,但程度相对较低。收入分布位置变化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而收入分布形状变化则加速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其影响程度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有所不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是缓解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而收入分配的改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1989～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具体表现在:(1)信贷额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现象,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2)基础货币投放量对经济增长和金融机构信贷影响不大;(3)货币政策在东部地区的效果大于西部地区。并据此,特提出对策。     

单参数基尼系数及其实证研究

单参数基尼系数比标准基尼系数多一个体现社会对不平等厌恶程度的伦理权重 ,更能反映不平等的内涵。运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数据的实证研究 ,表明了单参数基尼系数的对不平等度量的作用。单参数基尼系数使不同时期或不同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更具有可比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伦理参数的确定。     

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城乡与阶层差异研究

基于Raymond (2009)的代际流动性测量方法,文章构造了一种新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它具有一些良好的数理特性,突破了这两方面的限制.然后应用CGSS调查数据,利用该指数分析了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发现:(1)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依次递减;(2)城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高于农村,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3)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差异不明显;(4)我国整体的代际教育流动性略有增加.     

虚拟租金核算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

对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虚拟租金,将其纳入居民收入统计范畴,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会随之发生变动。利用CHFS2011、CFPS2012数据,建立参考模型和虚拟租金模型,选取分位点比率测度指数、基尼系数、均等对数偏差指数、泰尔指数及阿特金森指数等5项常用指标测度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研究虚拟租金对家庭和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比较租房家庭、未清偿余额家庭和完全产权住房家庭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位置的差异。研究发现,市场价值法和资本市场法核算结果均表明,虚拟租金纳入中国家庭收入统计后,总体上缓解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系列研究相符。分样本计量结果显示,租户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大,核算虚拟租金后,未清偿余额家庭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程度最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分解结果表明,组内不平等是导致总体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纳入虚拟租金因素后,组内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贫困人口的成因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贫困问题在"西部大开发"热潮映衬下显得尤其突出.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中,东部8个,西部2个,却没有中部省份上榜.中部地区城市贫困原因主要有权利贫困和政策的缺陷,这些贫困的成因很可能对中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分析

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的历史回顾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该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8—1984年)叫做“增长且平等”阶级。在这一时期,整个居民收入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按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从1978—1984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持续在0.16左右,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则由0.212上升到0.258。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程度比城镇居民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很小,平均主义依然很严重。     

环境管制与中国区域生产率增长

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TFP测算框架,测算并比较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三大区域在是否考虑环境因素两种情形下的TFP、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结果发现：在控制SO2和COD排放时全国TFP增长率不到传统TFP增长率的1/3,并且TFP增长均完全源于前沿技术进步。环境管制下TFP增长由高到低依次为西、东、中部,而在未考虑环境时为西、东、中部。样本期间西部地区环境技术进步率一直快于传统技术进步率;东部地区则正好相反,但其在两种情形下皆为引领技术革新的主要区域;中部地区2001-2005年环境技术进步率快于传统技术进步率,但2005年后出现逆转。     

公平分配与居民福利——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不同,恩格尔系数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对社会总体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基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证明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并且当消费函数为线性或近似线性时,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恩格尔系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居民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且消费函数为(近似)线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升高对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贡献率为22%),从而出现"分配越不平等,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越高"的矛盾现象。因此在使用总体指标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收入分配指标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必须兼顾才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文章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指出,外商直接投资自身所具有的产业选择性所造成的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以及中部各省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的进入而压制劳动力工资上涨,其中主要是农村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使得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进入,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随之提高。     

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9年城镇住户收入分组数据，测度与分析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程度，估计相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相对贫困弹性，构建相对贫困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住户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旨在减少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比提高平均收入的政策能更有效地治理相对贫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富分配极不平等时，增加收入或改善财富分配都对城镇住户减贫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动态趋势研究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过程和成果三个维度,测度2003—2018年我国30个（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Markov链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动态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存在东强西弱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区域间差异是引起全国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而对于区域内差异,东部地区两极分化最严重,其次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全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升级难度。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被低估了吗？——基于帕雷托分布的一个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别总体上逐渐扩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以下简称“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或“课题组”)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1995年我国农村基尼系数达0·416,城镇为0·332,全国居民为0·452(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1999)。尽管居民收入差距已相当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在7年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但自1990年代中期就有文献认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被低估了。从有些研究结果看,如李培林(1995),不平等程度被低估的程度相当…     

收入不平等变迁特征的探索性分析——基于洛伦兹曲线的动态分解

提出基于函数序列的收入不平等动态测度思路与方法:采用B-样条拟合洛伦兹曲线序列;在生成函数型数据的基础上,对洛伦兹曲线序列进行函数型主成分分析。利用函数型数据建模,对1990-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洛伦兹曲线序列变迁特征进行探索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采用人口五分法划分收入群体具有合理性;各收入群体对历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变迁的贡献率分别为:低收入群体2.30%,中等收入群体80.33%,高收入群体17.36%。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