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环境、农民需求、国家政策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动。这些变动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提出了现实要求,同时也指明了进一步提升的路径。鉴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农村公共服务模式应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社会化改革为方向,以城乡一体化为支撑,同时逐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设计,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推进、民众参与”的“一主多元”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差异化供给模式。     

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动员结构—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经历了率先发出“向海进军”号召、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三个阶段。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创新海洋科技、维护海洋权益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在海洋强国建设“目的性”上做到了为国富强与为民谋利的统筹;在海洋强国建设“方法论”上做到了矛盾论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统筹运用;在海洋强国建设“治理观”上实现了国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指导有关沿海省份创建海洋强省示范区、国家意义——强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意义——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功能异化及其治理研究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近代中国在地型社会企业的探索与创新——以张謇的“大生集团”与近代南通建设为例

 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男性规范、酷儿身份和同性恋欲望 ——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

依据德国文化历史学家乔治·莫斯提出的“男性规范”理论，并以英国哥特式小说的三部“男性哥特”的代表作——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威廉·贝克福德的《瓦塞克》和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为研究案例，分析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确凿的事实表明，霍勒斯·沃波尔、威廉·贝克福德、马修·刘易斯是“酷儿”，其男性身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分别体现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而在18世纪，英国是一个“异性恋”主导的国家。人们对于“同性恋”产生的憎恨或恐惧，导致上述三位作家成为“身份隐蔽者”，并在心理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压抑。他们的哥特式小说正是这种不同程度压抑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反映。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同性恋”意识的叙事策略。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 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摘要：  作为一个定义多元的指代,“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能够用于批判地考察两代中国电影——尤其是对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电影节平台上大放异彩的“都市一代”——的全球流通轨迹。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节体现出巴赫金式的多声部性,而“世界电影节体系”作为世界“电影经济体”的重要环节,通过销售代理、发行商和影评人等的协同努力将电影协力打造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奢侈品”。同时,电影节影片甄选和节目策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经典化”倾向;更重要的是,甄选过程本身无疑也融合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议题。通过略览领风气之先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等人的“自传民族志”电影作品,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如何演进。而新一代中国电影中所谓“电影节电影”的制作、流通和展映,也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电影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同时,部分年轻的电影作者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受关注的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负面消极的：一方面,电影节网路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全球视觉制作/消费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另外一方面,关于“电影节电影”的刻板看法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或者部分抛弃。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体制化“空转”： 发展悖境中社区工作站运行的组织行为分析——以S市X社区为例

社区工作站作为承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型社会组织，似乎并未真正摒弃行政化积弊及普遍性怠政现象，凸显出事实与价值背离的发展悖境态势。在当前新工作情境下，社区工作站无论是窗口、街头还是社区,其实都呈现出无工作负荷的“空转”状态，并彰显惯习性运作的体制化印记，而体制化“空转”的致因逻辑又在于情境暗示效应下的规章制度软性约束、街道办“示范效应”及社区工作“应付法则”。对此，有必要由情境反思予以解悖，从“干净的石板（clean slate）”出发，在政策原点上破解社区工作站的运行困境，尝试社区工作站的机构撤并及职能删减,以摒除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中本不该有的体制化“空转”状态，力促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不二取向。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试论农村发展与知识分子参与——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发展。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一脉相承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正是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的写照和依据,也是中国农村发展必须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贫困解析

农村扶贫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化贫困作为贫困重要范畴之一往往被忽视。经济增长新理论已逐步从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突出人力资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扶贫主张从文化教育着手,注重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适应能力。本文聚焦于农村的文化贫困现状,通过研究提出一些与农村文化扶贫相关的建议,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农地流转的再思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土地是农村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流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同时面临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社会期盼等重大机遇以及信息不畅、交易失范和融资困难等诸多挑战,通过重新审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土地流转存在的制度体系、供给保障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夯实土地流转产权基础,实现流转管办分离,完善流转服务平台,规范流转管理制度.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农地流转的再思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土地是农村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流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同时面临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社会期盼等重大机遇以及信息不畅、交易失范和融资困难等诸多挑战,通过重新审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土地流转存在的制度体系、供给保障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夯实土地流转产权基础,实现流转管办分离,完善流转服务平台,规范流转管理制度.     

浅谈如何以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村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阐述乡村旅游的涵义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以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村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若干发展原则和应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等。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信用社改革问题研究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仍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管理体制不完善、服务水平不高、风险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农村信用社必须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下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对策研究

农村体育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农村体育的良好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农村体育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农村体育的相关策略,希望为新农村体育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体现在物质文明上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精神文明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能够更好地进行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方面能够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政治文明上促进管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