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二氧化碳排放责任的实证分析

 在进行国际环境责任分担时,综合考虑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不仅符合责任分担的公平性要求,也能够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达成。本文在Rodrigues等人指标模型基础上,利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库,实际测算了在综合考虑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原则下,中国、美国、日本等全球十个主要国家200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现中、俄、印三国当年的碳排放责任被高估,而美、日等其他国家当年的碳排放责任被低估。     

中国地区间贸易隐含CO2测算

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2007年8大地区CO2排放的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责任,既估算了各地区对外贸易出口与进口的隐含CO2排放量,也估算了中国8大地区之间贸易流人流出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并比较分析了不同地区CO2排放成本转移的相对强度,提示了不同地区贸易隐含CO2排放的行业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就中国与国外的隐含CO2流动看,中国生产过程中实际排放的CO2已超过了消费者责任下的排放量;就中国内部来说,也存在着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向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碳泄露”现象,而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的CO2排放成本转移的相对强度最大,同时内陆与沿海地区的隐含CO2排放的产业分布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WIOD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讨论了GVC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但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参与GVC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GVC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MRIO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传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计算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的测算与责任分担

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首次提出将贸易利益作为分配因子,对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一直显著高于消费侧碳排放,且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呈现顺差,中国实际为全球消费承担了碳排放,并非仅为发达国家;中国90.41％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来自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是造成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以贸易利益为分配因子的共担责任原则下,中国2009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生产责任原则下低6.7％,比消费责任原则下高12.9％,按共担责任原则计量中国的碳排放责任更加合理和折衷,体现了“谁获益、谁承担;利益大、责任大”的分配原则.     

论建立绿色消费责任制度

我国绿色消费制度建设主要侧重于激励制度建设,而在责任制度建设方面却十分欠缺。然而,从制度贯彻实施意义上说．责任制度建设更显重要,我国在加强绿色消费激励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强化绿色消费责任制度建设。德国、日本的绿色消费责任制度,明确了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在绿色消费发展中的责任．有效地促进了绿色消费的发展。我国发展绿色消费需要引进“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以促使企业对其产品从生产、销售到回收处置都切实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我国还应建立消费者责任制度。消费者责任,根据消费活动的先后顺序．可以分为前消费行为的责任和后消费行为的责任。     

两型社会视角下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模型研究

在两型社会视角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进行界定,建立了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地区2007年的原始数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现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工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一般;经济责任与生态责任存在负相关;道德责任对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力最大、经济责任的影响力最小;中国各地区工业企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承担状况差异较大,生态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差距相对而言较小。     

“双控”和“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能源消费指标分配

在能源消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201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非期望产出的动态ZSG-SBM模型，在能源消耗总量既定的条件下调整分配了各省份能源消费量，分析了调整前后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基于2030年中国省级GDP总量、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量的预测数据，应用加入了公平指数的ZSG-SBM模型，优化了2030年中国各省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污染物排放配额。研究发现，在能源效率趋向前沿面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等9个省份减少了能源消费配额，东部地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增加了配额，调整配额后，全国各省份能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改善，能源消费强度显著下降；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情景下，东部地区各省份能源消费配额减少，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能源消费指标配额增加，碳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恰恰相反，从而西部地区获得更多能源消费量指标配额，更少碳排放和污染物指标配额，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     

加快培育和建立黑龙江省碳交易市场的建议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及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类过多地使用了化石（碳）能源。因此，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十分迫切的任务。我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虽然在世界上承担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潜在的减排压力显而易见。作为资源型省份。黑龙江省（以下称我省）发展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碳减排目标，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努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四川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总量减排面对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国际社会要求减少碳排放总量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陕速增长,环境压力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大。在这一大背景下,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总量减排,并且有望提前三年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碳减排指标。特别是2011年四川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了0．8％,预计2012年倒哿进一步下降,呈现快速低碳发展的良好势头。     

垂直专业化下中日贸易“隐含碳”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垂直专业化下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隐含碳”、行业“隐含碳”的排放情况,重点研究了进口中间产品“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变化,并与改进的投入产出法计算结果做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是净“隐含碳”出口国,中国在碳排放责任分担与利润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进口加工再出口部分.对两种方法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垂直专业化下的计算更能真实反映中国加工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进料加工逐渐改变着中日贸易“隐含碳”的结构性排放,这种进料加工主要集中于金属压延,焦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初级制品行业中,对电气、光学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以来料加工为主.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     

陕西省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拐点与影响因素

以中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经验估计,发现曲线形状为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人均GDP为3 370.31元和4 070.06元处。对影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进行研究,利用迪式分解法进行短期分析,发现经济收入和能源消耗强度对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影响较大,而能源结构的影响很小;利用协整方程进行长期分析,结果表明,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和第二产业结构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作用都比较大,其中最大的是能源结构。     

大气生态安全障碍因子诊断及其共治研究——基于物流碳排压力

大气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对全球气候安全造成严重胁迫,产业经济的去碳化发展刻不容缓。以物流产业为例,借助PSR模型构建物流碳排压力下大气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投影寻踪模型对2005—2014年中国内地30省域大气生态安全值核算分析,并针对PSR模型指标探索大气生态安全可行路径,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2014年中国内地30省域大气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总体良好、区域间相差较大现状;在投影寻踪模型分析下,"状态"对各省域物流碳排压力下大气生态安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响应",最后是"压力";物流碳排与大气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为物流产业及大气生态安全水平低下现状,其次为人类生态保护的响应措施落后。     

以新的视角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GDP高增长率的背后却蕴藏着许多发展问题。本文提出了有效经济增长的范畴，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通过构建有效经济增长动态模型及相关变量的测定方法，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效经济增长的趋势特征，指出提高消费比例中超额人均消费的比重，是当前我国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现状的关键所在。     

中国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基础上,选用30个省域2000—2009年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标检验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利用空间面板自回归和误差模型发现,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转折点在8.167亿元至11.025亿元人均GDP之间;工业结构比重对碳减排有消极影响,而技术进步、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通过降低工业结构比重、促进新能源技术的革新以及引进外资等能减少中国的碳排放。     

中国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消费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产业间的带动作用对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碳排放预测的计量投入产出模型,预测了2011年分产品部门的居民消费支出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并分析了其碳排放的成因。结果表明,减排重点部门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而其碳排放主要通过消耗煤炭而产生的。     

中国国民财富总量、结构及其演进模式研究——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测度范式

“财富-福利等式”表明国民财富与社会福利具有理论等价关系,是评估发展可持续性的最优指示器。我国国民财富研究相对滞后,总量测度与结构分析都亟待深化。本文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范式,依据国情优化关键参数的设定,改进了我国国民财富与分类资本估算,并剖析了省际国民财富结构以识别其演进模式。研究发现:由于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有别,省际国民财富结构差异显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国民财富结构先由自然资本主导转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主导,进而转变为人力资本主导,最终迈入社会资本主导。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禀赋与发展阶段做好“投资组合管理”,以此来提升国民财富并优化其结构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多阶模型在地区消费差异研究中的应用

 当组间差异显著时，应该运用多阶模型纳入更高阶的场景变量进行分析。对2007年广东省11市7县、区的1600个家庭的消费数据研究表明，不同城市之间居民的消费水平、边际消费倾向都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引入微观层面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和是否拥有住房（HOUSE）虚拟变量来解释微观层面的家庭消费差异；引入宏观层面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GPDI）和是否为发达地区（D）虚拟变量作为场景变量解释家庭消费跨地区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变量对家庭消费差异（组内差异）的解释程度达48％以上，两个场景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跨地区差异（组间差异）的解释程度达99％以上。     

西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欠发达地区积极主动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已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区域产业静态和动态集聚指数测算出东部地区五省一市具有转移趋势的产业和陕西省的区位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确定出陕西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对接行业.结果表明,东部五省一市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趋势明显,陕西省的优势产业主要是重工业及资源型工业.陕西省应利用自己的产业基础和优势,找准产业承接的行业对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