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例风险模型的更换因素对间隔更换时间的影响研究

研究间隔购买时间有助于把握消费者的消费特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研究日常消费品间隔购买时间的文献较多,而研究耐用品的却比较少。文章基于调查得到的消费者手机更换因素及更换时间数据。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从整体上并分男女两组分别研究了消费者手机更换因素对间隔购买时间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研究表明,间隔更换时间受到质量、功能、款式和促销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依次为质量、功能、促销、款式,并且功能、促销、款式对男女更换手机影响程度有差异。此外还讨论了缩短间隔更换时间的方法。研究结果对手机制造商及销售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成人问卷"的数据信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以此研究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如何具体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相对于男性要差;教育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动人口心理状态表现更积极;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程度越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因此,在关注流动人口时不能只关注经济因素,城市应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社会环境来接纳流动人口,并提供更多的社会交往空间,使其在城市更健康快乐的生活。     

教育水平对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154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调查

利用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水平对中国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对总收入有着显著的正作用,与农业收入呈负相关的关系,与非农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说明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上。教育水平对农户农业就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就业而参与非农就业,而教育水平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总收入在省际间存在显著差异,省际间的农业就业参与差异不明显,但省际间的非农业就业参与存在显著差异。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与群体差异——基于CEPS数据的多水平分析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现有研究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进行多水平分析的结果显示,青少年心理健康不仅受到家庭因素、压力因素和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学校群体因素的作用。其中,群体经济地位和群体教育程度不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直接效应,还通过调节作用间接地影响家庭亲子关系和学业压力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强度,这些结论可为进一步认识学校在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测度研究——基于北京市居民微观调查数据分析

对北京市居民收入及其主观感知状况等系列问题进行微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家庭年收入呈右偏分布,而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状况呈左偏分布,近五成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低收入或贫困收入群体。运用多项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能够提升居民的收入主观感知状况;劳动密集型行业居民的收入主观感知状况相对较低;收入、房产、私家车等因素是影响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状况的重要客观因素;居民对宏观经济运行、收入差距问题的看法与其对收入主观感知状况之间存在联动效应。     

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研究——基于10省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山西、湖南、湖北、广西等10省份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在推导出农民工收入效用普适性公式的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较大、拥有中高级技能水平、家庭人口较少、收入数量比较充足、工作行业环境较轻松、收入获取成本较小、从事工作对健康损害较小、日加班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收入质量自我评价较为满意。因此,政府可以从提高农民工知识含量、拓展农民工非农就业行业范围和渠道、降低农民工收入获取成本等方面提高农民工收入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的调查数据

职业转换率是衡量职业流动的主要指标,也是考察社会阶层流动性和社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以陕西省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交叉列联表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培训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个人因素对职业转换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率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会的政策建议。     

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的调查与分析

在对陕西省下辖10市农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交叉列联表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论证了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越接近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农民参保率越高,农民的参保选择在45岁呈现显著的年龄分界;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参保行为负相关,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农民参保率反而越低;外出务工对农民参保决策产生显著的负效应,在家务农的农民比外出务工者参保积极性更高;实行超期缴费激励政策对农民参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均能促使农民更积极的参保;性别与家庭人均纯收入则对农民参保决策均不产生显著影响。     

农户与龙头企业的非合作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

为了研究农户与龙头企业的非合作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问题,基于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利用SPSS18.0和AMO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机会主义动机、契约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市场价格波动、心理契约破裂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六个因素对农户非合作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契约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波动是通过中介变量机会主义动机因素影响农户的非合作行为。     

全国百强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

本文主要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百强县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多侧面、定量地分析;探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区域类别之间的差异性。所得结论对推动百强县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国家卫计委2010年12月的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参保概率;企业所有制性质、有无劳动合同,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参保;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状况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并且中部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显著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流动人口不再是被动的社会保险获得者,已经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提高流动人口社会保险覆盖率的政策设计上,除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之外,还应该严格落实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农民工作为社会保险扩面工程的重点人群,并将中部地区作为扩面工程的重点区域。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观福利效应考察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人口流动已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社会现象,由此衍生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设计主观福利测度指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考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对流动个体自身和城镇本地居民的主观福利影响。研究表明: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个体收入获得感显著提升,但其幸福感与流动之前并无明显变化,且增加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存在“福利博弈”;②城镇本地居民因流动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劳动职业分工,收入获得感较以前增强,但社交信任安全感稍有下降;流动规模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正U 型状态,其影响由负转正的拐点为40.50%左右。结果表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城镇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平衡和谐共存局面也会最终达成。     

农民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州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有限理性假说,构建了农民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广州市529份问卷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举家在城、来城年限、留城意愿、养老观念、权利意识等变量的作用使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资料的发布,为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生育的特点和变化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就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方面则体现出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一般生育率上升9.61%,但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

本文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分别从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层面研究了1992-2016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受地级和县级人均GDP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首先利用省级人均GDP与灯光亮度关系估算地级和县级的经济产出水平。基于地级和县级经济产出水平，测算了地区经济差异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证实了各省份、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呈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对泰尔指数进行四大地区分解，发现了四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研究再次证实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还发现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不平衡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水平的提升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分别扩大和缩小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但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消费与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关系并不显著。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杭州市建筑业为例

从个体微观的角度对杭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具体考察农民工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及地区选择特征四类情况,并利用交叉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检验四类特征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选择、从业时间、随同的家庭成员人数、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继续留在建筑业中工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和政府等可以通过为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稳定的生活和就业环境,推进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进程,或可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等多种途径来促使农民工维持稳定的职业,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行业中“用工荒”难题.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宁波市外来人口的就业调查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就业出现了许多诸如择业条件和工作意愿的变化等新的特征,通过对这些新情况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农民工就业问题。运用就业能力分析框架理论,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力资本与职业认同方面的因素最具影响力的最新论证,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建议。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西省262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TPB理论和江西省17个县262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有效样本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来探讨其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创业正处于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并立状态,并有逐步向机会型创业过渡的趋势;农民工在形成创业意愿时更加重视家庭成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