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立身行事及其它

《史记》成书过程中,司马迁的思想认识及其立身行事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在其《与挚伯陵书》、《太史公自序》、《悲士不遇赋》及《报任少卿书》中,标示出明显的轨迹。 一 在《报任少卿书》中,对于任安“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司马迁申述再四:一则曰“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再则日“如今朝     

《史记选集》前言

要了解中国文化,不能不读《史记》;要读《史记》,又不能不知道司马迁其人。记得某位西方作家曾说,他是在不自意之中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成了名人。司马迁可没有谈过这样的轻松的话。他留给我们了解他身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不仅是血泪满纸,而且还可以从纸上听到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沉重的足音。司马迁的故乡在汉代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黄河     

《报任少卿书》的艺术技巧

《报任少卿书》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名篇,历来很受传诵。自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全文刊布以来,历代著明的文章选本如《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都先后将此文选入。解放后的古文选本及大专院校的古典文学教材也纷纷选编注释了这篇文章。不仅如此,“后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构。李陵《重报苏武书》……实效法迁此篇而作。杨恽《报孙会宗书》亦师其意。……南北朝江淹《报袁叔书》、王僧儒《与何炯书》、魏长贤《复亲故书》皆拟议之篇。……明人为古文,尸祝《史记》,并及是《书》;所见如康海《与彭济物书》、王廷栋《答徐懋昭书》、又《答舒国裳书》、王九思《与刘德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与《史记》成书之谜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遭遇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只是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不满与批评。关于《史记》的成书之谜,《汉书》明确指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似已有定论,但王充的《论衡》与《文选》的李善注似又否定了《汉书》之说,故特意挑明疑点,以求高明。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春秋时期传世的比较典型的诫勉诗,主要有《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二首）。就诫勉对象而言,可分为他诫与自诫两大类;就诫勉内容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会阶层贵族之“德”上,这是因为是否有“德”,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与个人祸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敬德”思想观念相伴而生,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而作为实现“敬德”基本途径的“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试论李陵及其几首五言诗的真伪

每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则为太史公仗义执言所蒙受的屈辱而慨叹!好在历史并没有因他为所谓“叛徒”李陵辩护而影响对他的正确评价;然而对李陵以及《昭明文选》中选录的李陵几首五言诗的真伪问题却至今尚未有一个公正的评论。因此,我认为从研究历史人     

“只是当时已惘然”——对《色·戒》十年后的拉康主义重访

 李安的作品《色·戒》,给华语电影乃至剧院艺术本身都留下了一道浓重印迹：这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斩获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台湾金马奖等七项大奖;并且因其在“色”上的铺张尺度,至今仍成为一个话题作品。从拉康主义精神分析角度出发,在十年后重访李安的《色·戒》,旨在指出李安用力至深并为之付出极大代价的那三段性场景,恰恰是该作品的“破坏性冗余”。     

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

一、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杨恽为传播太史公书之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逐宣布焉。”又汉书卷六十六杨敞附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太史公自序说,当时有两本,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

新媒体时代的平台霸权与中国传媒变革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但是迫于各种形势的压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谛。BAT的发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传统媒体生态恶化,新闻、广告与新闻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当平台垄断导致媒体“社交化”发生,主流媒体的“群众路线”与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关系需重新界定。在这场逐鹿新媒体的博弈中,宏观政策的博弈能否实现共赢？今天更应该探讨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路径和政策。新媒体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体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这既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关键词：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br#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br#

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土地大市场的制度安排

加快建设土地大市场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二元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资源计划配置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乡土地分割,农村集体土地没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无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征地范围过大导致农民不能平等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另一方面,土地资源长期计划配置,导致城乡建设用地分布严重偏离人口分布,城镇建设用地和人均建设用地规模水平较低,城镇建设用地在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失衡与利用结构失衡等问题频出。为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土地大市场建设,在产权方面,需全面落实《民法典·物权编》平等保护产权的精神,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权能。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的精神,加快推进土地的计划管理向市场化配置转变。同时,需正确处理市场决定与政府规划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

1937年4月,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大目标,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①的理论视角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则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导致地方势力藉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IASB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修订：国际争论与思考

随着IASB 2015年《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的发布, 关于有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再次成为会计界关注的焦点。 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具体概念与各国经济、文化、政治等会计环境有关。“如实反映”替代“可靠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制度基础;“实质重于形式”“不对称谨慎性”应予以保留,以体现投资者保护这一基本精神;“重要性”“不确定性”宜处理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因素;质量特征体系应以约束条件、质量特征、质量特征成分、影响因素等为基础进行适当重构,以建立起概念明确、内涵清楚、功能匹配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与社会性——以星云大师的佛教思想为中心

自太虚大师佛教革命后,星云大师继承并发扬了人间佛教理念,人间佛教已成为当今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发展模式。在人间佛教建设与发展历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如人间佛教重视世俗,没有修行,缺乏神圣性等。从佛教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以星云大师有关人间佛教的思想为主要内容,集中论述佛教与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建构问题,最后对两岸佛学界正在争议的人间佛教核心问题即人间佛教的神圣性何在、神圣性如何建构、佛教信仰如何体现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革命语境中的角色与台词——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研究

摘要：  政治运动中的个人检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似教堂忏悔,更非法庭辩护,值得专题研究。最近公开发表的《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1965年1月19日）是一个案例,可借用社会角色表演理论外加社会建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角色分配、剧本磋商的过程,定义了特定的社会情境;检查文本中的台词风格、潜文本现象,呈现了表演者的良苦用心。整风、批判和检查的大戏,还需放在更大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泛文本语境中加以认识。     

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