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对我国29个省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和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分异明显,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现象;信息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均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城市化率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大,资本存量的提升则有助于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多重集聚效应

伴随着劳动力、资本、技术和FDI等要素在中国各区域投入的长期不均衡,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多重集聚效应;国内投资的集聚正在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技术进步、出口贸易和FDI依然集聚在东部地区,并没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投资与技术进步的集聚产生了交互作用,并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     

分销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地区与行业层面的实证

以往文献在研究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时通常围绕对外开放、规模经济、要素禀赋、城市化等展开,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分销业集聚.文章从分销业集聚切入考察其制造业集聚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分销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呈现明显的正向影响.但针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却表明,在东部地区,分销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正是不同地区的产业选择差异导致了分销业集聚之制造业集聚效应的差异.     

中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8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六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文章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六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政府行为、金融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因此,文章提出了中部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措施,以期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嘉兴市浙商回归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浙商回归投资与产业集聚已成为嘉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浙商回归投资对嘉兴产业集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嘉兴市的浙商回归投资与集聚效应、资本集聚以及技术外溢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嘉兴市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浙商回归资本发展地方产业集聚提出建议。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08年广东省21个、珠三角9个、非珠三角12个、广深珠3个城市市区的平行数据,计量分析了集聚经济与城市规模、资本、失业率、城市发展程度等的关系。结果显示,不论城市发展程度城市规模对城市集聚经济都有显著正影响;而资本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珠三角城市;失业率与集聚经济有负向关系;城市发展程度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珠三角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大力发展知识性服务业都是正确选择。     

市场规模、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市场规模、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规模是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要素集聚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基于市场规模的门槛效应,当市场规模小于门槛值时,要素集聚会显著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但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要素集聚最终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市场规模、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当市场规模超过门槛值后,中部地区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资本区域运动的取向分析

从1978年到90年代初达十多年间，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经济、人文条件和地区倾斜政策，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东部地区。从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资本的积累、集聚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增强，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资本区域分布走向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是迈向资本区域分布结构优化的第一步。这种优化趋势首先表现为资本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中北部延伸，从而使国民经济生产力配置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优化的趋势还表现为外商投资从沿海地区的南半部向中北部延伸，中西部地区与外商投资企业寻找到了发展的均…     

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与异质性检验

文章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可能产生的正、负向影响基础上,基于我国2015—2018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但推动了多样化集聚的发展;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服务业集聚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呈递减趋势,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呈递增趋势;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中部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较小,而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较大;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扩张市场潜力影响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

 本文在融入企业异质性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产业集聚效应对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并且是影响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另一重要的微观机制;（2）在中国,地区产业集聚并没有对本地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县级政府税收竞争研究

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常见方式。为吸引税基,放松税收征管力度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理论模型表明地方政府不同策略行为取决于相对税率的权衡;政府间不同的资本税率弹性导致了实际税率的分化。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中国县级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发现相邻县存在显著的策略互补(税收模仿);异质性政府税率存在差异,贫穷县的实际税率要高于富裕县。纠正扭曲的税收征管策略和提升市场保护激励是未来改革关键。     

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结合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年鉴数据,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的计量方法,研究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我国213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8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集聚效应对于不同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大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小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推动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布局能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加快市场化进程,则能发挥城市中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数据,分别测算了产业协同集聚指数、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采用差分GMM方法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的提高,会显著降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分地区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改善了资本错配,对劳动力错配负向作用不显著,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会改善资本错配,但会恶化劳动力错配,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则加剧了资本错配,但可以缓解劳动力错配情况。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进而改善资本错配,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改善劳动力错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竞争、相对资本深化与地区经济效率

 与国内外大多从财政收支角度来研究地区的策略性竞争行为不同,本文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我国地区间金融策略性行为,通过构造相对资本深度指标研究了这种背景下地区资本深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之间的金融策略性竞争行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地方财政资源充裕程度的影响;从平均意义上来看,全国总体的金融配置并不符合各地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相对资本深度,存在效率损失,但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合理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有效协调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促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进而提升区域经济效率具有深远的意义。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能否促进空间协调——基于285个城市数据的检验

产业空间协调发展兼有产业关联与空间关联的特征,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具有实现产业协调与区域协调的二重协调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85城市2003—2016年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协调发展问题。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年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区间,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较低,67.37%的城市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区间与勉强协调发展区间。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得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的作用机制具有非线性特征,对本地产业协调发展具有先弱化后增强的作用,但对相邻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虹吸效应。因此,建议增强产业与空间的系统性,强化产业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的资源配置能力,发挥产业耦合协调作用促进空间协调发展。     

城市群经济网络与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借助大数据时代下获得的海量数据,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网络特征,重点研究了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增长效应。首先,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网络、企业组织网络与电子商务网络,对其各自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对比。其次,将网络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使用扩展的J检验方法对不同网络结构下的模型设定方法进行了识别,考察了经济网络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三种经济网络下长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网络结构,其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及无锡位于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核心圈层。对网络结构的模型识别结果显示,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溢出效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在人口流动网络下,资本、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在企业组织网络下,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在电子商务网络下,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     

经济转轨中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的悖论

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大量关于吸引FDI的税收竞争,但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对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本沿用国家之间竞争的模型,没有引入地方竞争的特殊激励。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形式及其原因,然后尝试通过建立一个考虑地方政府特殊激励的税收竞争理论模型分析,以此对我国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的行为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地方政府过度税收减免是一种双输的政策,惟一获利的只是外国资本;中央政府应采取干预措施限制和消除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是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深层激励等。     

中国服务业的新经济地理特征

 利用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和2007年的城市数据,本文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因素作了初步的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市场潜能较高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也更高,平均来看,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并且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关。本文还分析了其他城市特征及行业差异对服务业分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