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影像消费视野下的中国电影

近年来,中国电影业界重金投资引领的跨国合作和产业重组不断刺激着国人超越自己的想象。与业界变局相适应,中国电影研究界也不甘寂寞,可统称为“国家主义派”的某些学界领军们宏论新说频现,磅礴的话语气场重笔渲染出一幅中国电影即将一统天下的图景。不过,透过众声喧哗的“国家主义”图绘的中国电影重彩画卷,将目光聚焦在影像的全球流通和消费面向,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远未崛起,讨论中国电影全球影响力问题至少在目前和可预测的未来尚不具备现实基础。中国电影的基础和构型是区域电影（regional cinema）和本土电影（local cinema）,而非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全球电影（global cinema）。明乎此,我们也许对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会有一个更冷静和客观的评估。     

电影绵延：观众注意对电影时间的知觉建构

电影时间的知觉问题是电影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电影绵延是观众对电影时间的一种典型知觉体验。德勒兹曾对影像的时间绵延作出论述,然而并未从观众意识活动的角度剖析其发生动因;回到观影的实践中,观众的注意在电影绵延的显现过程中起到奠基作用。原理上,电影利用时间延续现象将绵延影像化,观众的注意则经由时间滞留构造和显现电影时间的绵延体验。具体而言,电影长镜头以行动、关系和情境的运动为线索制造绵延影像,观众的注意通过参与众多生命状态的同时在场建构起绵延体验;电影中的静态叙事则以缓慢与留白的日常为表现对象营造时间延续的影像,观众的注意在意识状态的重复中捕捉绵延感。     

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论新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叙事嬗变

从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角度,新中国电影60年叙事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单纯的社会主义现实叙事”,“极端的政治权力话语叙事”和“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的新电影叙事”。三个历史时期的叙事嬗变表明,电影叙事的辉煌与繁荣,与电影叙事中的主体及其主体间性保持动态平衡、和谐互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密不可分。其中代表国家叙事层面的权力-机构主体,其对叙事-创作主体的叙事创新与追求和接受-观众主体的趣味与反馈具有主导性的支配作用,是构筑新中国电影叙事总体风貌和主导模式的关键因素。     

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

在电影悬念的叙事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人类趣味”的分析,情感结构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来看,不同的类型电影具有不同的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如“惊险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惧的悬念”,“生活喜剧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悬念”,“恐怖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怖的惊奇”,“奇观电影”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惊奇的延长”等。但是叙事成规一旦固定化和模式化,反过来也会对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造成损害,甚至产生消解作用。     

亲历见证：社会转型期的 中国都市电影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内地的电影文化面貌一直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十年之间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国有电影制片厂面临的资金负担。当这些现实压力迫在眉睫时，一种标新立异的 “小众电影”在国有制片厂的围墙内外蔚然兴起。代表着此类电影的主要是笔者和同行们称之为“都市一代”的导演及其拥趸。实际上，这种都市电影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小众”的范围。这不仅由于它刚刚兴起，更是因为它非同一般地专注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城市身份的破坏与重建。“都市一代”电影带着独立徽章。虽然“独立”意味着重重负累，却仍然可以说这是它最为重要的属性，很多更年轻的导演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在体制和资金上的独立性。他们辞去了国有制片厂分配的工作，投入到小成本的地下电影中，而且在未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参加国际电影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一代”同由国家教育和分配工作的前几代导演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社会身份、专业身份和美学观点。作为“都市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支，“业余电影”的出现与新纪录片运动十多年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该运动与实验叙事电影发展轨迹平行，有时相互交叉，从技术手段来看，“业余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实践的民主形式，对其概念形成及广泛传播发挥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是笨重的胶片摄像机，而是视频摄像机以及更时兴的数码摄像机和编辑软件。文章最后一部分大致勾画出世纪之交迅速涌现的影迷俱乐部团体及其新的观看方式，强调了“都市一代”作为一个用来描述和分析的范畴所具有的广阔的经验范围以及概念上的种种可能性。作为分散在各地但却通过互联网和参观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这些地方小团体逐渐形成了非正式的草根运动。从私人性的影吧，到游牧式的影迷俱乐部，再到特定类型的电影形式(尤其是短片和DV电影)，它们把这种草根运动包装成了潜力巨大的“小众”电影，这种潜力足以令电影的知识和实践从此转型。     

德勒兹电影理论视域中的类型电影

德勒兹电影理论中运动影像的部分基本上与一般所谓的类型电影范畴重合,他从本体、系统、构成三个方面对类型电影进行了把握：在本体方面,他提出了“内外不分”的“感官机能”本体说;在系统方面,他探讨了类型分类的形式主义原则;在构成方面,他描述了欲望碎片在类型电影中生成和被文明包裹的“冲动”构成模式。其类型电影理论兼顾了类型电影工业生产和艺术的属性。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

〗第2期 吴小丽,徐甡民：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摘要：  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位于中国前列,而上海的城市电影创作,却被认为是“缺席”的。上海城市电影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课题。中国“城市电影”有其特定的概念与“反城市化”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流,它和上海城市创作因不同地域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创作群体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走向、城市体验和类型裂变。上海城市电影也有它独特的样貌和路径,它存在的重要性和发展的不够充分均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市民价值观作为“城市电影”精神内核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且也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疑使“城市化”与“以人为本”的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可能的世界性的前瞻目标。因此,中国以“反城市化”为主核的城市电影已然走向式微,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新的进程,中国城市电影创作迎来了转型和突破的历史契机。     

在拟像中安放无根的青春——论网络怀旧视频的类型、本质与功能

 随着视觉文化进入数字和视频时代,国际影像研究界对于“电影之死”的争论愈演愈烈。以中国本土网络现象--蔚为大观的“怀旧视频”为分析对象,呼应了国际影像研究界的热点主题。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先探讨了“素材重构型”和“网络原创型”两类视频截然不同的影像呈现方式;其次分析了图片集锦等视频的电影性,透视网络这一特殊的空间场域引发的观众对视频的深度参与、影像接受与记忆的关系,并分析了这种“关注力”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得以渗透与蔓延,从而在特定人群中沉淀“集体记忆”、营造集体怀旧的氛围。最后,将关注“80 后”一代的代际特征,把网络怀旧影像视作一种现代性压力下,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群体合理且必要的符号化的情绪消费。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美国学界对电影疗法作用原理的探索

在深广的文化背景中,1990年代前后美国学界兴起了电影疗法。美国学者对其作用原理的探索相当精彩。电影如梦,观影经验能加速脑内神经传导活动和认知处理的速度,修补异常的心理结构。电影能减轻压力,放松身心,活化人们的免疫系统,以喜剧片带来的笑、悲剧片引起的哭最有宣泄功能。来访者对电影情节和角色以不同方式的投射反映了自身的个性特质,这对治疗师来说至为宝贵。多元智能说、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引入给电影疗法带来了崭新的景象。电影疗法在我国刚刚起步,域外研究具有显著的借鉴作用。     

电影院:一种拉康式的阅读

电影院是电影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拉康理论对电影院做精神分析化的隐喻性阅读,是理解电影机器运作的无意识机制的关键。在这一阅读中,电影院作为一个观影系统,黑暗、放映机、光柱、银幕、观众等构成了基本的结构性要素,对这些要素的语言学意义进行功能分析,将有助于厘定观影主体与机器、观影制度和影像文本之间的复杂运作,并显示观影过程中主体各认同层次间的相互作用。     

华语电影产业海外市场拓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李安、王家卫、吴宇森与华语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转变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文章以1949年—200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为线索,考察各个时期电影的时代面貌、文化特征和修辞系统,勾画了新中国电影从一元化的政治电影模式、多元化的艺术电影模式向大众化的产业电影模式的转换过程。文章认为,新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中国新电影所代替,成为新的社会目标和组成部分,不仅为这一目标提供文化想象,而且也提供新经济生长点。     

论早期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运作方式

在20世纪前半期短暂又辉煌的电影历史进程中,民族电影艺术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艺术创作行为与产业经济行为的对接。电影既要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符号来传达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又要借助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多的受众支持,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因此,考察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品牌构建、明星制、类型化等现代电影产业建设的核心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早期中国民族电影产业化运作方式的基本态势与风貌。     

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体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种新,不仅意味着新的执政党、新的国家政体,对于民众来说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理想。新中国电影与过去几十年不同,在体制上,从私营为主体转化成为了完全的国营;在性质上,从娱乐、教化、启蒙等多种功能的混合转向了以政治功能为主体;在传播上,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中国电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电影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新中国电影在1959年和1962年前后创造了两个高潮,诞生了一批经典社会主义电影,形成了独特的电影意识形态和电影修辞系统。     

电影的困境与出路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多种大众传媒共存的情况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娱乐媒介，其功能已开始面临困境。然而，电影由于其技术条件、心理过程、审美经验不同于电视等传媒，因此，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电影的出路在于加强与电视的联姻和渗透，加快自身工业化、产业化的步伐，凸现“自我本色”。     

重新定义电影:影像体感经验与电影现象学思潮

在世纪之交电影“大理论”受到全盘质疑的大背景下,当代关涉电影本性、电影叙事、观影体验以及影像与观众关系等重要观念的电影现象学思潮,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义电影提供了鲜活独特的切入角度,促使我们更完整丰满地思考电影这一19世纪诞生的“老媒体”,而且也开拓、启迪了“大理论”退潮后僵止的理论路径,有助于我们思辨性地把握和理解数字“新媒体”条件下日益普在性的影像与人类、屏幕与日常生活浑然一体的社会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