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土改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苏南土改中,中国共产党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政策照顾,并把土改运动作为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苏南土改的顺利进行,而且有利于实现中共入城之初争取知识分子的策略。这是中共建国后改造知识分子的第一步。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渗透着民主协商.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怎样进行土改是土改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华侨、民主党派的利益.在土改进行前和土改过程中,中共就这些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与各阶层人民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不仅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现代性、地方经验与人民立场——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语境与意识结构

从现代性及其意义的历史变迁来看,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也表现了现代性在全球播散过程中的一种思想延异.它所表达的正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经验,或一种地方性的现代性经验.     

新时期土地改革的探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

新土改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包括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是应对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粗放经营,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的利益分配及土地产出率等问题,征地制度改革是应对国家与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他们之间利益平衡问题,两者都不涉及土地的“私有化”。但是,当前有些学者还未明确新土改的原因和目的,就急于开出“私有化”的“处方”。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历史因素在土改现实中的作用。当前土改应在历史与现实框架内进行,若忽视历史性,可能会将土改引入“私有化”的险境;若无视现实性,就会否定土改的必要性。因此,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逻辑出发,把握好当前土改的前提和限制条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新主体性”文学管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联邦德国文坛出现的“新主体性”文学,是一个有其历史特殊性的文学现象。它强调作家的自我、主观、经验、亲历、亲身或参与性,是对60年代文学“政治化”潮流的一定层面反拨,是理想失落后对关注、反映、表现、寻求自我的“饥渴”的弥补,但也并非自动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放弃,而是带有新的信息、内涵与特征。反思或认同,人生或历史,体验或追求,感知或希冀,“新主体性”文学的边界是模糊和流动的。所撷取的代表性作品表明,个人与社会,文学与政治,自我语言与公共语言,知识分子精神困惑与知识分子精神守望,牵牵连连,难分难解。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

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是一部文学杰作,也是一座思想丰碑。它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是赫尔岑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史的写照;它是对19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形象再现,揭示了"思想"在俄国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场景;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一个集大成式的表达。《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政策初探

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们党如同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一样,曾经有过失误和教训,但也取得过丰富经验和重大成绩。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我们党正确地估计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与作用,并相应地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政策,吸收、团结、教育和培养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抗日战争直至建国以后我们事业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对陕甘宁边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加以认真研究和总结,不仅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贯彻落实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边缘化的“朝圣者”--论土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土改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契机,他们从启蒙者变成了学习者,需要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单调的精神生活以及革命与家庭的两难抉择。而知识者对于暴力革命的怀疑,对群众精神弱点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等都在作品中成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潜在地构成了对于主流话语的质疑。     

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

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是一部文学杰作,也是一座思想丰碑.它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是赫尔岑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史的写照;它是对19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形象再现,揭示了“思想”在俄国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场景;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一个集大成式的表达.《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原因固然在于紧接着土改的合作化运动使渲染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已不合时宜,加之土改题材本身的难度,对于土改中的中农政策、暴力土改、基层干部不纯以及贫雇农路线等问题,作家们不可能背离党的文件精神以文艺形式来还原这一切,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家在土改题材上遇到了如何描写暴力的美学问题.对土改暴力认真、深刻的反省始于"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虽不再有所谓土改题材,但对暴力的文学追究,必然绕不过土改的问题."文革"后出现的土改书写,文学与历史的意义已经截然分开.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     

论冯友兰对新理学的反省和认同

冯友兰先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不放弃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对象既包括中外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冯先生自己的思想理论。前一种反思,使冯先生决定了对中西哲学的理解评估、弃取融会,由此而建构了新理学;后一种反思,则主要构成了冯先生对其新理学的反省、批判和认同。这种反思再现了新理学的历史命运,反映了冯先生曲折的学术生活道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缩影,展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某些历史情状。清理一下冯先生对新理学的反思,会启发我们去正确地了解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应当追寻的目标和航向。     

论冯友兰对新理学的反省和认同

冯友兰先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不放弃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对象既包括中外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冯先生自己的思想理论。前一种反思,使冯先生决定了对中西哲学的理解评估、弃取融会,由此而建构了新理学;后一种反思,则主要构成了冯先生对其新理学的反省、批判和认同。这种反思再现了新理学的历史命运,反映了冯先生曲折的学术生活道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缩影,展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某些历史情状。清理一下冯先生对新理学的反思,会启发我们去正确地了解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应当追寻的目标和航向。     

经典诵读如何才能不变异——以《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为中心

“经典诵读”的倡导和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主张,以后的研究也大多在精英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摆脱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窠臼,汲取各地经典诵读实践的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种开放、多元的经典教育理念。对这些经典教育理念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经典诵读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经典教育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学习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体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辟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一笔珍贵的财富。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的论断,不仅是历史凝成的真理,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道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有了新的形式、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形势向当代知识分子召唤,要摆脱“左”的思潮的束缚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20世纪50年代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特殊性——以贵州黔东南黎平县侗族地区为例

作为新区土地改革(简称"土改")的一部分,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的土改承袭了老区土改的经验,但在工作中遭遇了地方民族社会文化的因应。要理解该地区的土改历程,既需要对侗族社会文化加以深入理解,也需要将其置入一个连续的长时期的历史脉络之中考察。文章通过田野调查和对贵州黔东南黎平县侗族地区土改档案的收集和解读,分析了侗族的社会文化内涵、人群分类及其复杂的互动关系,梳理了黎平县侗族地区土地改革的具体过程,呈现出当地侗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实践,深化了对黔东南侗族地区特殊革命历史进程的探讨。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开创者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重要论述既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提供了理论方法上的依据,也为我们认识和考察知识分子的历史走向提供了思考方式上的价值坐标。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的最先觉悟者,也是科技、教育、思想文化的主导者。我们应该从知识分子是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最先进代表的高度去把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尤其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必须被充分地认识,知识分子的创造劳动必须被十分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贡献必须被小心地保护与发挥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新阶段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使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贯要求.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也正是遵循了这一要求,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