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公平与公平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在人的社会活动中, 寻求分配或交换的公平与公正、保持心理上的公平感, 是人们行为的一个社会准则, 也是人们判断行为是非的一个伦理标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 公平感的产生, 既是人际之间社会比较的结果, 也是社会规范、社会准则在个体身上内化的结果。当人感受到不公平时, 会采取种种心理上或行为上的手段, 力图消除不公平, 恢复心理上的平衡     

不患贫而患无助: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湖北省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社会救助则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比较而言,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感促进效应更为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缩小层际差距、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平感则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心理变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20位普通公民进行的"公民公平感"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反映的社会公平问题中,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是现阶段被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列为最缺乏社会公平感的三大问题,公民有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心理倾向:所揭示出的问题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制定"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服务政策,调整政策制定导向和服务导向提供依据.     

转户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与组织公平感、社会支持的关系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户籍由农村转为城市,在他们转户之后生活质量、组织公平感及社会支持是否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400 名转户和未转户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转户后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居于中等水平,但其生活质量、组织公平感及社会支持都比未转户的青年农民工差。男性转户青年农民工的心理领域生活质量比女性高,“30~44岁”组心理领域生活质量比“16~29岁”组高,“无子女”组社会领域生活质量比“有子女”组高;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对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组织公平感越好,生活质量越高;组织公平感在社会支持对转户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影响他们的组织公平感进而影响生活质量。要提高转户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就要呼吁社会和相关单位给他们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加他们的组织公平感。     

试析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中的实现

通过对造成当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政策、法律和教育6个方面原因的分析,指出造成今天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不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不是一种经济公平,而是在改革中政府缺位造成的。并由此指出政府应在社会保障、权力监督、国企财务监管、改革政策调整、健全法律和公平教育上着手,力求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因素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数据为基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公平性对居民的生活环境无限渗透,但对其影响效果的分析较为缺乏。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为基础,探讨主客观社会公平因素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公平程度越高,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越高;主观公平因素比客观公平因素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还显示：社会公平性对于城镇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程度比农村居民更大。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分别从客观公平和主观公平方面去主动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同时应积极引导民众的主观认知,大力增加农村民生投入。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当代中国农民工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社会伦理分析--对农民工问题的伦理性回应

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既非纯正的农民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尴尬境地。农民工受到的不平待遇主要有三:农民工的薪金不能及时和足额发放;农民工的子女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农民工的人格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农民工及其下一代人所遭遇到的不公平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农民工"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的弱势群体之一,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需要政府及整个社会的关怀和理解,制度公正对于改变农民工地位将是根本性的;农民工契约意识的增强及其所供职单位的职业伦理的完善将是基础性的;全社会尊重他人人格意识的增强将是持久性的。     

当代中国农民工幸福感的二维度量

近年来,国家对国民幸福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要和谐,首先必须实现人的和谐。农民工作为连接城 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纽带,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本文以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二维视角探讨影响农民工 幸福感的原因。其中,主观原因主要是自我认同度低、缺乏归属感、存在攀比心理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待遇低、欠薪严 重、维权艰难、子女入学难、赡养父母等。要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需要内部发力、外部助力共同作用,通过改变农民 工心态、加大教育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予以解决。     

信任：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西方经济社会学家,或者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或者直接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切入,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通过研究信任与经济秩序、经济交易及其成本、经济效率和效益、经济繁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阐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西方经济社会学家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研究和发展开阔了新视野,展示了新空间,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市民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社会学究竟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这还是个远未澄明的问题。本文以华勒斯坦关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界线为依据,从学科共同体和社会结构分化等角度论证市民社会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主题的合理性;从"市民社会"概念含义的演变界定其当下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解释力。     

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

近年来,身体社会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取向,构成了聚焦和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对身体主题的关注,既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旨趣有着内在的连贯性,也是对当代的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一个必然回应。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蕴意。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主要从结构与行动两种路径来理解身体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关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具有感受性和体验性的"具体人",进而理解在现代性话语和理性逻辑规训下人的境遇。这种身体叙事与理论路径,涵括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现象和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拓展与超越,为我们重新发展出理解社会的新的知识图谱与理论系统。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     

和谐社会视域中社会正义本质的探讨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当今时代,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的,然而,关于什么正义？正义的本质是什么？历史上,由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社会阶层所处的地位和经济关系不同,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也就不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权利,都享有最广泛的基本政治、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都有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享有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     

社会（society）还是社会性（the social）？——社会学学科的再定位

用研究对象来进行学科界定,是社会学的传统做法。这种方法存在诸多问题：宏观与微观的二难;学科史书写中＂社会＂的强势;以及将社会学理解为研究＂社会＂所带来的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本身在许多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挑战。这些问题引发了对社会学学科定位的重新思考。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社会性地看待问题。比起从研究对象出发,从研究方法来界定社会学更具有可取之处。这种对社会学的再界定,必然要求用＂社会性＂（the social）替代＂社会＂（society）,并将之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层分化日趋明显。公正是社会基本结构的首要美德,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生成性和传统继承性特征的概念。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公正实质源于当代中国的存在状态、历史境遇,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辩证统一,是当代民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生态平衡"。当前,确立与当代中国存在状态相一致的社会公正原则,以程序公正为基础,以实质公正相平衡,培养社会公民的正义感,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路是当代中国克服不公正现象、重塑社会公正秩序、形成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之路。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和归宿点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深入研究分析科学发展观中的新表述、新思想、新观念、新目标、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一种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的理论,而其中所蕴涵的＂一核心四维度（价值核心、内容维、空间维、时间维、方法维）＂系统结构,就体现了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系统观、时空观、进程观的有机统一,对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和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冶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 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 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 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