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习目的别议

谈到儒家的学习目的,几乎无人不知读书做官论。可仔细一读觉得又有另一层意思。孔门的学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实现仁政之道。那么,学好了,所需的知识学到手了,便要去做官,让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即子夏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学习后再有余力便去做官。然而,做官不是学习的结束,要坚持学习,不断学习。子夏原来是这么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即使做上了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当官要与读书系上不解之缘。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才能做好官,跟上时代的节奏。读书与做官,孔子其实提出过要求:“三年学,不至于,不易得也。…     

关于正确对待儒家文化的管见

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这大概无可非议。当然，儒家思想确有其糟粕，且历代帝王利用其有关内容，维护封建统治，延缓了封建制度的消亡，这些均应予以剔除。但是，儒家思想还有大量的精华，乃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比方说，《论语》的《子张》篇载：“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译注》将其译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如果不持成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话不无见地。“仕”者，官也，亦即今天所说的干部。要当好干部，就要不断学习；学习有进步，才能当好干部。“仕”与“学”…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

首先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优”字无“优秀”义。“优”字在《论语》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子曰:“孟子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三个“优”字,杨伯峻先生都讲成“优裕”是很准确的。《孟子·告子章句下》:“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联系上下文,“优”也当“优裕”、“有余力”讲。《诗经·大雅·瞻印》“天之降罔,维其优矣”。高亨《诗经今注》云:“优,厚也。”也是“优裕”义。只不过是天降灾荒,百姓的灾难丰厚,也就是灾难沉重罢了。《国语·周     

略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正>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见《论语·子张》)。对“学而优则仕”,人们并不陌生,在“文革”批孔中曾被斥为“封资修糟粕”,批得臭不可闻。打倒“四人帮”后,开始重评“学而优则仕”,其中不少评论很有见地,但对“仕而优则学”却很少有人涉及。本文拟就这一命题的全义及其历史作用发表些浅见。     

学习是做好干部的首要条件

正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要、国家兴盛之基。要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的标准与要求,先决条件是要重视加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能力素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这句话出自《荀子·大略》,意思是做学问的不必都去做官,而为官者都必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对我们而言,重视和加强学习,争做学     

“人不知而不愠”新诠——兼论“知”不可训为“举用”

杨伯峻先生将“人不知而不愠”译为“人家不了解我 ,我却不怨恨”,同时又说“这种译法我嫌牵强”。近有学者撰文从语境学角度论证“人不知”的“知”不能训为“了解”,而应训为“举用”,此说更为不妥。而从语义关系、内部语境、外部语境三个层次论证“知”,则不能训为“举用”,并且“人不知而不愠”,既不是孔子感叹的自己不被重用 ,也不是自己的学识才能不被人们了解 ,而是自己克己复礼、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不被别人理解赞同。因此 ,建议将全句翻译为“人们不理解我 ,我也不懊恼 ,这不也算是一个君子吗 ?”     

略谈“官瘾”及其他

“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问是谁家子,读书人做官!”这首在封建时代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五言诗,道尽了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了官就有了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所以不但地主阶级、“书香门第”要操举业,有钱的商人也肯化大把银子捐个“虞补”衔头。就连有些小康之家哪怕节衣缩食也要供一个儿子去礼拜孔丘,盼望他蟾宫折桂,连登黄甲。从表面看来,仿佛中国人有一种很顽固的     

沉重的篓子

一个人觉得生活很沉重,便去见哲人,寻求解脱之法。 哲人给他一只篓子背在肩上,指着一条砂石路说:“你每走一步就捡一块石头放进去,看看有什么感觉。”那人照哲人说的去做了。过了一会儿,那人走到了头,哲人便问有什么感觉。那人说;“越来越沉重。”     

想打鸟的人

有个人想打鸟,便想拜猎人为师。他对猎人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我想跟您学习打鸟的技术,将来去森林打鸟。”     

《说苑校证》校补(一)

《说苑校证》二十卷,向宗鲁先生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向著间有可商处,我曾作有《〈说苑校证〉订补》一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今复得若干条,兹敷衍成文,就教于学人。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特禄仕之臣也。(君道篇　Ｐ16)按:若,今也,时间副词。吴昌莹《经词衍释》云:“曰若,发语词,犹言於今也。”章太炎《王伯申新定助词辩》云:“《盘庚》之‘若’当训此,此犹今也。”徐仁甫《广释词》“若犹今”举了4例,可参看。本篇后文云:“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言赵简子与栾激交…     

漫谈讀史

一读书、学习、思考我国古代的伟大学者孔子,是十分强调读书的。记载他的言论的《论语》,开卷头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说:“以学为首者,明入必须学也。”宋代的朱熹在《尽心堂记》里说:“昔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夫子恶之①。然则仕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     

不可以言代法

旧唐书列传第二十,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大理寺少卿(即司法部长)戴胄的一次争论,读来使人饶有兴味。贞观年间,朝廷开科取仕,有的人为了博取功名,伪造资历(那时候做官要看门第贵贱)。唐太宗就下了道敕令,“诈伪资荫”者要自首,否则就要杀头处死。正好,有个伪造资历的人被揭发了出来。戴胄判处他流放充军。唐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上城里”与、“下城里”

歙县县城不大,只有五十万人口,却也不能小看了它。秦置县及今有2230周年,歙县人都以“城里”特指歙县城所在地。合肥是安徽的省会城市,歙县人去合肥就说“到合肥去”;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歙县人去上海就说“到上海去”。而歙县人进歙县城要说“到城里去”。谁听了也能明白个中意思。     

文心雕龙辨疑──《论说》,十二条

１、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叶圣意不坠 本条有两个“伦”字。范注、郭注引《释名·释典艺》：“论，伦也，有伦理也。”这是将“伦”字训为有次序、有条理。“论者，伦也”四字，各本大多以为“论”指的就是“有伦次”。此解固然并不为误，但又有了新的疑问：其他的如诗赋、史著、诸子等，难道就不需要讲究伦次了吗？用今天的术语说，以“有伦次”解释论述性著作，是否抓住了此类撰著的本质特征？此“伦”字的训释是否还应再作推敲？ 《说文》：“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这是说“伦”字亦可训作道、道理。《礼记·中庸》：“今…     

论“贰臣”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诏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所谓“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季,兼仕两朝的大臣。乾隆认为,在明朝已登仕途又在清朝做官的人,明史里不能为他们列传,把他们和一般汉臣同样载入清史列传里,“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①。所以,他决定“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②。谕旨最后说,让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候     

“胞中略转”新解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云:“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有人解释说:“这二句说忍到令尿在胞中略略转动而将胀出时才起身去小便。”也有人说:“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几乎转动,才起身去便。”向疑二说未允。“胞”用为脬,自不待言,关键在于“略转”的训释。《朝野佥载》卷四云:“家里便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应该注意《说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笔者认为,“《说文》学”中的学术史研究应引起注意,这样说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的放矢。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朱骏声以其《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跻身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但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所有有关朱骏声及其《说文通训定声》的论著,没有一个明确指出过:朱骏声是钱大昕的学生,就象许慎是贾逵的学生那样,朱氏的《说文通训定声》受钱氏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其实,这个论断是不难证明的。兹举其荦荦大端来说。第